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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16, 2010

侯家庄日记(二十一)

by serenq

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一·晴

在村里的最后一天,我又起了个大早,因为约好了苏医生今天八点半拿结果,我得坐早上七点十分的车去县城。

在早已熟悉的路边等车,公路伴着铁路,一辆红白两色的客车呼啸而来,我依稀认清是去包头的,乘客并不多,一个个空空荡荡的车窗接踵而至,不大像是火车应该的模样。因为所要做的事情,是最后需要交代的一件事,再加上明天就要离开,心里带了少少的诀别意味,而更多地是在惭愧:我所能做的,只有这么一丁点儿。

汽车准点到来,都是一早起身的老乡,大半人互相认识,见我上车就打量——明显是生面孔,而且不是本地人。售票员是个年轻女子,嘴稍微有些歪,不然可称美女,她看了我手里写着地址的纸条,胸有成竹地告诉我该在某某路口下,往前走十分钟就是。

很快到得县城,依言下了车,沿着笔直的街道往前走,早上的阳光还显得清凉,从树叶缝里摇下来,斑斑点点地盖在路面上。经过一个双语学校,大约是寄宿制,门口写着家长探视的守则,又贴着庙会的通告。我还以为是我前天看过的那个,再一看落款,赫然是好几个月以前的了,黄纸张却还不显得旧。庙会通知的书法颇为不错,起码工整顺眼,我于是又唏嘘了一阵——所见过的农村老师,除了极少数的一两个,字迹不是做作,就是歪斜稚嫩。我不知道城市里的老师如何,但当年我的老师,大多数还是写得一手中看的字——师范学校里,板书和普通话都是必修课。虽说是摩登社会早没有敲门砖之说,但为人师者写一手三年级小孩的字,总不是回事。

我在路边菜市场边的小店里吃了一碗米线,虽然苍蝇乱飞,米线却格外好味,而且才两块钱。吃罢给苏医生打了电话,确定自己走在正路上,就继续前行。很快到了碰头地点,等了一会儿,就看到苏医生从街对面飞车而来,还穿着昨天黑绿色的衣服,鬓发蓬松——原来她为了给我们出结果,刻意换了昨夜的夜班,熬了个通宵,把所有数据都读了出来。中途一台机器死机,“可把我急坏了”,还好后来修好了。苏医生是个实诚人,跟我说大实话,“这么少的钱,不是看孙医生的面子,不会做”——她们是自己出来帮我们做,医院不知道,所以都不能给我开正式发票,写了个字条当做凭证。我想她们三个人,尤其是孙医生,一个多小时开车过来,耗上一个上午,每人才分到三百多块,报酬确实是微薄。可惜我不知道孙医生会叫别人,从美国来时也就只给孙医生一人买了一瓶多维片,也没给其他人准备礼物,当下微微歉疚。可是嘴拙也说不出什么客气话,只好一遍遍道谢。

看了一下结果,一百零五个孩子,只有六人有轻度到中度的贫血,这远远低于我在文献上看到的20-40%的贫血率。当然我看的文章是在陕西中学做的,应该是比这里贫困的地方,大约这再一次说明侯家庄及其附近的农村经济条件不错。贫血的孩子都集中在四五年级,尤其是五年级占了大半,可我也想不出什么解释。除了贫血,还有几个孩子白细胞偏高,大约是有感染。这些都是一二年级小孩子,最不爱干净,玩泥土最多,恐怕有了伤口都不知道跟人说——有个调皮捣蛋的男孩,指标格外地高。我们检查的结果会交给家长,苏医生又随口说了几句关于后继检查的问题,我们就分道扬镳。

回到村里,才刚过九点。因为早,我路过邻村的时候,突然起意去买蜂蜜,带给北京大姨,也算是土特产。邻村比侯家庄更小,只有一条半街道,村名叫做四郎坟。四郎当然是杨四郎,在山西到处都是杨家将的遗址。只不过我断然不信杨四郎埋在这里——附近有个杨博墓,杨博是明朝的人,可是四郎坟村里的人却跟我说杨四郎就叫做杨博,还指着村口的一个大坑,声称那是四郎墓,不过眼睁睁看着历史的记忆片段被如此移植,也很有趣。这一带颇有几个养蜂人,四郎坟的这个,好多人都跟我说起过。因为他乐意和人解释养蜂,关爱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去他家参观,作为综合实践课经久不衰的内容之一。

养蜂人门口挂着出售蜂蜜王浆的牌子,灰砖瓦房,敞着门,我小心翼翼地喊门,却不敢往里面走,生怕会冲出一条恶狗。叫了半天没有人声也没有狗吠,问了街上晒油菜籽的街坊确定主人在家,才麻起胆子走进去。院子里见到养蜂老头,听我来买蜜,显现出非常厚道的热情。我不懂蜜,请他推荐,才知道不同的花蜜虽然有不同价格,但是也差不多。养蜂人推荐枣花蜜,说是糖多,比槐花蜜稍贵,十二块钱一斤,一瓶两斤。见我诚意要买,他取出一只塑料瓶,走到屋里墙角,掀开大缸上的木盖——感觉像酒缸,我探头一看,缸底有不多的一点蜜,沉沉地看不出颜色。养蜂人拿小铲子给我舀,端的十分粘稠,到瓶子里才看到是金黄色。他让我用手指揩了一点来尝,真是好吃!又甜又香,有微微的果味。

养蜂老头以前在附近上班,退休之后才开始养蜂,生意不错,一年能赚一万块。但是今年不好,往年这时候都该有六百多斤蜜,现在才一百多斤。我以为是大小年,他却说不是,而是因为“气候变化”,花一开就遭风雨,收不起来。他似乎不怎么带着蜂箱跑,就在当地,枣花槐花野花蜜,交季的时候蜜会混起来。看我十分好奇,他带我去后院看蜂箱,老太太嘱咐我“要蜇人的”,吓得我不敢走近。看老头从箱子里抽出一块块爬满蜂子的板,我无知地问:“怎么不蜇你们?”老头头也不回:“怎么不蜇?蛰呀!”这家人养了一只猫,在后院闲闲走动——也许她有毛不怕蛰?院子里开着月季花,扫得干干净净,一片落叶都没有,磊着整整齐齐的明黄色蜂箱。老人感叹地说:“往年要养二十多箱,今年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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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把蜂蜜给北京的大姨,她赞不绝口。

下午把检查结果都给了孙老师,安排好通知学生家长的方式,写好了通知信,又把学生做的有关营养的四本小册子每一页都照好照片,就回家收拾东西。晚饭时CM,ZK,JF和利华请我吃饭,照例又去了“盛丰园食府”——没错,就是刚来时Sara和Kiel请我吃面的那一家。我们又吃了鸡蛋炒面、红烧茄子和凉拌菜,可惜油酥花生米见了底,只给我们上了几颗。席间喝了三瓶啤酒,说些新话旧话胡话,刹那间天就黑了,我们依然是沿着田间的土路走回村里去。

————–尾声—————–

第二天,昨天请我吃饭的四人都一大早就去了RCEF的新合作学校蹲点,我把胡老师带给我御寒的衣服、从JF外套上掉下来的扣子各自放在她们的桌上,留了小纸条,等到十点钟,就去村外坐车去永济。Sara和我在校门外拥抱,她邀请我回美国后去威斯康星看她——今年秋天,她和Kiel就要在那儿念教育学的博士,师从一位对她影响深远的教授,“就是冲着他才去威斯康星的,念七年我也认了。”Sara这么告诉我。那位教授,研究社会、经济、政治对教育影响,同时也研究课程设计。Sara经过在中国农村这些年,再去念书,必然能对学术和研究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体会。虽然她不谈长远打算,但显然是信心满满。而在她离开之后,经验丰富言谈犀利的CM,沉着稳定善于识人的JF,热情认真的利华,斯文而颇有思想的ZK,还将继续在山西西南,黄河拐角处,中条山下这一所所农村小学里呆下去,和孩子们一起看书、种红薯、养鸡、看电影、写字、做梦和成长。

他们都问我,什么时候能再来永济。我无法给出答案,我只希望,当我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会更加成熟、更有能力、能够做更多的事情。

在去永济的车上,有一次碰到了昨天的年轻女售票员。她一见我就老熟人一样寒暄:“昨天找到地方了吗?顺利吗?”刹那间我有一种错觉,仿佛自己也与这辆车上其他的人一样,是这片青麦地里、灰瓦房里的一员,早出晚归,抬头不见低头见。当然,只是错觉。

下午两点,火车离开运城站,驶向北京。三天之后,我飞回美国。其后两个星期里,我经历了各种忙乱,各种大小事体,好在终于在今天把最后一篇日记写完。

总算是,有始有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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