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March, 2011

March 31, 2011

从黑暗走入光明

by serenq

既然写科普已经成为生活里重要的一部分,从现在开始把自己发表在松鼠会上的科普文章也在blog上更新,以后整理起来会更方便一些。

为此建了个新分类“松鼠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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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ngshuhui.net/forum/viewthread.php?tid=529553&extra=page%3D2

1959年的元旦,对于52岁的英国鞋匠西德尼•布拉德福(Sydney Bradford)来说,是永生难忘的一天。
西德尼是一位盲人,已在茫茫混沌中度过了50年光阴:10个月大的西德尼在接种天花疫苗之后不久就感染严重的角膜炎,以至于他在整个童年中头上都缠着厚厚 的绷带。除了依稀记得自己曾看到过红色、黑色和白色之外,西德尼的视觉经历几乎是一片空白。而现在,经过角膜移植手术,他即将重见光明。
不难想象西德尼当时雀跃而期盼的心情,但难以想象的是,在这之后他的生活发生了怎样出乎意料而又令人扼腕的变化。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人类对于自己似乎毫不费力就能见到的一切,又会有怎样崭新的认识?
让我们从头说起。

难以承受之光明

美国女作家海伦•凯勒从小失明,她的优美散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被广为传颂,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们。可你是否想过,如果终生活在黑暗中的海伦,真的有一天能睁开眼睛,她是否真的能看到朋友与老师友善的面孔,欣赏精彩的戏剧与大自然的奇景,并且自如地徜徉在纽约的街头?
神经科学的发展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残酷的回答:不能。
1690年,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发表了朋友爱尔兰哲学家威廉•莫利纽克斯(William Molyneux)的一段书信。在信里,莫利纽克斯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假设一个人生而盲目。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可以靠触觉分辨同样材质的金属球体与 正方体。如果把球体与正方体同时放在桌上,而此刻突然让他获得视力。请问:在伸手触摸之前,他能否用双眼判别哪个是球体,哪个是方体呢?我即时而谨慎的答 案:不能。”
这是一个极富想象力的巧妙问题,而提问人的答案也引人深思。“莫利纽克斯问题”一经提出,就激发了哲学家、心理学家与神经发育学家的浓烈兴趣。数百年来, 无数的科学家与哲学家们曾思考过幼年经历在神经系统发育——尤其是感觉发育——中的作用。他们中的大多数倾向于认为,感觉的发育依赖于幼年的感官经历,如 果早期经历被剥夺,感觉发育将受到阻滞。
1728年,英国著名医生威廉•切塞尔登(William Cheselden)为此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例证。他为一名13岁的阿拉伯男孩进行手术,摘除了从他出生起就存在于双眼内的白内障。可是在手术后不久,切 塞尔登就发现,男孩的视力相当不正常:他无法判断距离。他认为他所见的任何事物都“触碰”到自己的眼睛——正如在黑暗的岁月里,他用手去触碰感知周围的一 切那样。他对光滑和规整的物体感到亲切,却似乎无法判断物体的形状。
在切塞尔登之后,为先天或早期失明的盲人施行复明手术的事件也屡有发生。1932年,马里乌斯•凡•森丹(Marius von Senden)博士搜集了数十个此类案例,编辑了《空间与视力》(Space and Sight)一书。书中人的经历都大同小异——在恢复视力之后,他们都有着各种各样的严重视觉缺陷。其中一位医生这样评价自己病人的经历:“她所经历的, 正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却又已然遗忘的时光——当我们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世界的那一刻。她能看,但那些各式各样的明亮色块对于她没有任何意义。”更让人 难过的是,这些病人在手术前往往对光明世界之美有着极高的期待,却在手术后面临着深深的失望,:他们重新获得的视觉不但不能在日常生活中起到辅助作用,反 而成为了混淆与不便的来源,。许多人因此陷入深度抑郁,自杀身亡的惨剧也屡屡发生。
然而,这些凸显出早期经历的重要性的案例往往相当简略的记载却相当简略。由于病人复明后,没有接受正式全面的视觉测验,记载仅限于医生的主观描述,在许多 关键问题上语焉不详。进入20世纪之后,角膜移植手术日渐常见,捐献角膜的人也渐渐增加,许多失明的儿童在幼年就接受了成功的手术。等到成人之后才获得光 明的案例也越来越稀少了。虽然一些动物实验也证明了经历在视觉中的重要性,但谈到经历究竟在人类视觉发育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仍然是猜测推论的成分居多,坚 实的证据不足。

可视,不可知
让我们回到西德尼手术之后的1959年。新年后不久,剑桥大学实验心理学系的教师理查德•格雷戈里(Richard Gregory)就从自己的助研吉恩•华莱士(Jean Wallace)那里听说:,一家当地日报报道,一个半生失明的人在手术后恢复了视力。两位年轻的科学家立刻感到,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研究良机。在与实行 手术的希尔滕斯坦(A. Hirtenstein)医生联系之后,他们立刻丢下手头的工作,找来所有他们认为会有用的视力测验工具,驱车前往医院,与西德尼会面,并进行了全面的视 觉检查与询问。
与他们的预想一致,西德尼的视力确实有许多独特的缺陷,。首先是无法识别人脸。据西德尼回忆,手术后,他头上的绷带被解开时,他听到有人对自己说话。当他 将头转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时,他看见的是一片“模糊”,然后他意识到,这应该是给自己做手术的医生的脸!他承认:如果没有听到人声,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意识 到那混沌不清的物体,竟然是一张人脸。
另外一个重大缺陷,来自于西德尼对距离的感知。他能正常地在房间中行走,因为他失明时期就可以利用触觉和听觉自如地完成这一切,。然而复明后,他站在三四 层楼高的阳台上时,他却以为自己伸手就能摸到楼下马路上的车辆。曾几何时,他借助拐棍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车水马龙的繁忙交通中横穿马路,如入无人之境,; 而现在因为完全无法判断距离,他经常被迎面而来的车辆吓得魂飞天外,必须由格雷戈里和华莱士左右搀扶,才能勉强走过街道。除此之外,西德尼不具备任何立体 视觉的能力,譬如面对“尼克正方体”(Necker Cube),正常人能够在上下两种不同的视角之间转换,而西德尼根本无法将它看成一个三维的图像。
有趣的是,西德尼对于许多能够愚弄正常人的视错觉图片完全免疫。譬如当他看到“矮中见高”的图片时,他并未像大多数人一样错误地认为这四个人一个比一个 高。可见,他完全不具备普通人大脑中处理视觉信息的基本准则,譬如近大远小的概念,从而缺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双眼认知、理解世界的重要能力。事实上, 孩子往往也不会被这类视错觉图片欺骗。换言之,从小失明的西德尼,在这方面的视觉能力还和孩子一样。
经过全面的测验,两位科学家发现,西德尼能准确识别颜色,对运动的感知也很正常。看来,与色彩和运动相关的视觉能力在婴儿时期,甚至可能在出生之前就发育 得比较健全了。相反,对复杂物体的识别与三维视觉则有赖于幼年视觉。那么,我们幼年所见到的一切究竟是如何塑造我们这部分的视觉能力的呢?

时机错过就不再
早在西德尼接受手术10年前,“神经网络之父”加拿大心理学家唐纳德•赫布(Donald Hebb)发表了名著《行为组织学》(The Organization of Behavior: A Neuropsychological Theory)。在书中,赫布不但肯定并强调了经历在神经网络发育中的重要性,还把它理论化并上升到细胞水平,成为后人解释经历与神经发育的经典模型之 一。
我们的大脑之中有着数以万亿计的神经细胞,它们彼此相连,形成难以想象的复杂网络。而神经细胞与细胞之间传递信息的效率大不相同。赫布提出,在早期发育 中,神经细胞之间的信息传递效率有着很大的可塑性。两个神经细胞之间交流越多,它们以后连接的效率就越高,反之就越低——颇有些“用进废退”的意思。这一 理论,后来被简化、提炼为“被一起被激发的神经元紧紧相连”(Neurons that fire together, wire together),这就是著名的“赫布法则”。
上世纪60年代,哈佛医学院的戴维•休伯尔(David Hubel)与托斯坦•威瑟尔(Tosten Wiesel)做了一系列在视觉发育领域异常重要的实验。通过这些早期研究,这两位神经科学家发现,在大脑中一个叫做“纹状皮层”的区域里,不同神经细胞 会分别对双眼接收的视觉信号产生反应。为了研究视觉经历在发育过程中的作用,他们选取出生不久的小猫,将它一只眼睛的眼睑缝合起来,又在数周之后拆开手术 线。结果发现,与从未被缝合过的眼睛相比,重见光明的眼睛接收到光信号的时候,只有寥寥无几的纹状皮层细胞作出了响应。换言之,那只被缝合过的眼睛在早期 没有接受足够的视觉刺激,所以丧失了对向大脑中的视觉信号处理中心高效传递信息的能力。
接下来,休伯尔和威瑟尔在小猫发育的不同时间段重复了这一实验。他们发现,如果在小猫出生后4~8周之间进行缝合,两眼之间的差别最为显著。而一旦过了这 一时期,缝合的作用就大大降低。而对于成年猫来说,哪怕将它的眼睛缝上一年,也没有什么明显效果。他们就此提出“关键期”(critical period)的说法。后来的科学研究证实,这种对外界刺激或早期经验格外敏感的关键时期在神经发育中比比皆是,视觉、听觉、语言习得以及运动技能中都有 它的影子。
进入到21世纪,磁共振脑功能成像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直接对大脑活动进行观测,科学家们不需要再像休伯尔和威瑟尔那样必须打开头颅盖、插入电极才能 研究神经网络的活动,这就给予脑科学研究极大的便利。此时,一位叫做迈克•梅(Michael May)的加州男子为复明盲人的视觉提供了新的可能。与西德尼相似,他3岁时就因事故双目失明,直到46岁那年,依靠干细胞技术他才重新获得视力。手术 后,迈克出现了与西德尼非常相似的视觉缺陷——无法识别复杂的物体,尤其无法识别人脸。通过脑功能成像,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艾奥妮•法恩(Ione Fine)与她的同事发现,正常人大脑中一块叫做“梭状回”的区域在对人脸进行识别时活性大增,可是迈克看到人脸时,这片脑区却几乎完全沉默。
原来,西德尼与迈克在视觉发育的关键期就丧失了绝大部分的视力,主管某些重要的视觉功能的神经元之间只有非常有限的交流机会,所以很难形成有效的连接。故 而,哪怕复明后他们的视网膜能正常接受光信号,未经发育完全的视觉神经系统却完全不具备处理这些信息的能力。当大量的视觉信息如洪水般涌入双眼,他们的大 脑不知所措,那个在黑暗年代中虽有缺憾却一切正常的世界,此刻却彻底颠倒错乱了。因此复明多年后,迈克仍然无法真正“看清”妻子的脸庞。
在神经系统的发育过程中,有一些机会一旦丢失,就可能永远也找不回来了。

盲人的世界,摸起来栩栩如生
生活关上一道门时,往往同时为你打开了一扇窗。
当幼年失明的人在视觉发育中裹足不前的时候,他们其他感觉系统的发育却有相当不俗的表现。我们都知道,盲人往往有着非常灵敏的听觉与触觉。由于视觉信号的 缺失,听觉与触觉系统在自己的发育关键期中可以获得相对来说更为丰富的经历,从而建立起异常强大高效的神经网络。它们甚至趁机扩张地盘,把本来应该用于视 觉信息处理的神经细胞据为己有。
科学家发现,当盲人用指尖触摸盲文的时候,在普通人脑中主管视觉的某些区域会积极地参与进去,因此当一位失明的女士在中风后视觉脑区受到损伤,她同时也失 去了阅读盲文的能力。同样,当盲人处理语言信息时,不但他们大脑中的听觉与语言区域被激活,连视觉皮层也一并活跃起来。这些相当有趣的现象告诉我们,我们 的大脑分区并不是僵死的,而是会根据我们生活或生存的需要作出必要的调整,而早期的感官经历,确实影响了我们终身。
更有趣的是,不同的感觉之间,不但能分享共同的脑区,有时候还能直接进行互相转化。还记得莫利纽克斯的问题吗?他认为,人体的触觉与视觉是完全分开的,通 过触摸能分辨球体与正方体的盲人,即便复明,也无法通过双眼来判断物体的形状。而西德尼与迈克向我们证明,这一推论,也许并不正确。
当西德尼与两位科学家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钟,准确地报出了时间。格雷戈里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作为一个恐怕从未见过钟表的盲人,他怎 能读出时间?他立刻找护士要来一只闹钟,将指针设成不同的角度,而每一次,西德尼都能准确无误地报时。看到格雷戈里如此惊讶,西德尼掏出一只硕大的怀表 ——表上没有玻璃盖子。原来,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西德尼一直依靠触摸怀表的指针来确定时间。而在他复明后不久,他竟然能将自己触觉记忆中的指针角度与眼前 所见的指针角度迅速对应起来,将触觉知识直接转化为视觉知识。多年后回忆起这个瞬间,格雷戈里说:“起码对于我俩来说,那一刻,我们对视觉的认识发生了幡 然巨变。”
格雷戈里发现,事实上,只要是西德尼曾经通过触摸而感到熟悉的东西,譬如桌椅,他都能轻而易举地报出它们的名字。他能很快识别出小轿车的品牌与 型号,因为他曾帮姐夫洗过车,熟悉汽车的外形。他还能轻易认出大写字母和数字,因为他在盲人学校中学过利用触觉来识别它们。同样,迈克识别形状简单的物体 的能力也与普通人不相上下。
我们往往认为,除了某些奇妙而偶然的“通感”时刻,不同感觉之间是彼此孤立的。相似地,大脑有分区、不同区域行使不同功能的看法,也曾经主导了神经科学领 域。然而,西德尼和迈克所展示出的不同感觉之间迅速转换的能力,却使得科学家们从新的角度来审视我们的神经系统:大脑的整合能力、各种感觉之间融会贯通的 能力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得多。而一些充满想象力的研究者甚至开始考虑,如果同时向盲人提供与听觉、视觉和触觉相关的脑电信号,也许能最有效地激活他们大 脑中对于外界世界的鲜明“图像”。

不同的复明人生
接受完手术后,西德尼的生活曾一度变得多彩而快乐。他参观了博物馆和动物园,他喜欢让羽毛柔滑的鸽子停在自己手上,他充满好奇地打量朋友在镜子中的影像, 他同时是一个非常可靠的研究对象,他总是忠实地描述自己所经历感受的一切。然而,西德尼也未能逃出抑郁的魔手,他很快开始对自己的视觉体验感到沮丧而失 望。作为一个成功生活了半辈子的盲人,他竟然在复明之后首次感到自己是个无法适应环境的残疾人!他变得得抑郁而痛苦,身缠重病,术后不到两年就去世了。
迈克的经历却迥然不同:在手术前他就很清楚自己所将面临的一切。术后,他坦然地面对困难,对新生活并未失望。7年来,他一直乐观而充实,继续经营自己的公司,继续享受他喜爱的滑雪运动——他曾是残奥会冠军,也从未停止对这个崭新的视觉世界的探索。
迈克复明时,格雷戈里已经80高龄。他在《自然》(Nature)上撰文,对此发表简评。在文章最后,他说:“迈克似乎向我们证明,当视力姗姗来迟时,快 乐的生活仍有可能。然而,要离开黑暗、拥抱光明世界,需要极不寻常的勇气,以及家人与朋友为了让他融入其中而给予的帮助。”——以及坚持、好奇心和数百年来许许多多的科学家们为我们积累下的宝贵智慧。

1. 科学家们已经证实,成人的神经系统也有可观的可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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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25, 2011

比转行更远(七)

by serenq

不是尾声

在转到流行病学之后,我并没有立即被忽悠到学术圈里去。第一个学期的课程主要是基础课,虽然重要,但也不算多么激动人心。唯有一门social determinant of health的讨论课比较有趣,但我却常被动辄二三十页长的社会学文章搞得头晕眼花,对这种文章的课堂讨论又不免虚浮。再加上我当时研究方法也还没有入门,所以虽然接触了一些第一手的研究,却没有看出什么门道。第二学期我对这个领域的了解开始慢慢加深,几个课堂project做下来,开始有机会接触一些基本的研究设计方法,并为了设计研究计划很读了一些文章。同时在environmental epidemiology这门课上碰到了一位令人如沐春风的女教授。因为喜欢这门课,我也成为课堂上最活跃的学生之一,学到很多东西。后来正是在写作这门课的term paper时我有机会深入了解stress与cancer的关系,为我后来申请fellowship写research interest奠定了基础。而且,在我犹豫究竟是去政府、国际组织,还是做研究时,也正是这位女教授以她亲身经历告诉我如果对研究有兴趣,不妨先从研究做起,不合适再做别的;但如果一开始就离开了学术界,想要回来虽非不可能,却异常困难。她的建议在我做决定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暑假中本来要去埃及做实习,却因为签证的缘故未能成行,在凉爽的安娜堡呆了三个月。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因为闲得心头发慌,写信把所有感兴趣的教授都骚扰了一遍,问他们需不需要志愿者,只有一位女教授AB回信。后来在和她一起分析数据的时候,不但能更好地体会流行病学研究是怎样一回事,而且还因此对nutrition epid发生了兴趣,是非常有意义地一段经历。

上个学期我选了一门非常好的seminar课,它的内容(developmental origin of health and disease)既意义深远又非常能激发人的想象力,上课的教授EV是我来美国七年中碰到最令我钦佩喜爱的学者。这门课上只有五六个学生,每堂课三个小时里,我们最多讨论两篇paper,讨论之细之广就可想而知。教授会从每一个细节出发,挑战我们的逻辑严密性和思考的全面性,他头脑极其清晰,既重视细节又不忘记大局,善于启发学生思考,在这堂课里我学到的东西,比任何一门课都要多。这门课上的同学都极其优秀聪明,譬如来自巴西的年轻女孩芭芭拉,我们一起吃饭喝咖啡,讨论流行病、各自的职业计划、以及中国和巴西的种种,真是非常美好的经历。我记得有一次午饭时,她听我说完自己如何从生物转到流行病学的过程,无比真诚地鼓励我,说她能看到我对流行病的passion,也能感到我非常适合这个学科,她的有些话到现在想来都让我感动。

夏天的时候,我就在网上寻找各种postdoc fellowship,就在暑假结束前的那个礼拜,我突然发现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的一个fellowship,正好是给来自于各种背景、而对流行病或公共卫生研究感兴趣的人设置的,看起来非常合适我。那天距离申请截 止只有仅仅三天了,但所幸的是它允许推荐信推迟一周,所以我当即开始准备。还好我对自己的研究兴趣思考得比较深入,写材料的时候不觉得吃力,很快弄好投出去。 到十月中旬去DC面试,没过两天就收到好消息。实际上,这类的fellowship本来就少,我一共只申请了两个。第二个(Robert Wood Johnson)的申请材料我其实觉得自己准备得更好,但也许是我phd时期publication不强,或者是我所propose的研究方向和去年的某 些fellow的方向过于重合,它连面试也没给我。后来想想好险,要是那天没有及时看到NCI的fellowship,真不知道是不是我还在四处寻找。虽然想来不至于找不到博士后,但我不想做任何bench work,又不是流行病学的博士,恐怕还是要费一番周折,更享受不到自己有fellowship的自由和独立性。虽然我深知这只是走上真正研究生涯的第一步,但起码,这一步我没有走歪。

目前在MPH的最后一个学期,一个月之后就要搬到DC去。就像本唐文开头时说的那样,我非常清楚我所面临的是一个更具挑战的开始。回头看过去几年里的一切折腾,我最大的感慨却是:没有任何一条经历是没有用处的。固然我没有做咨询,没有念MBA,没有去国际性的NGO组织,可是在往每一个目标努力的经历中,我学到的东西都是非常宝贵的。它们拓展了我的视野、让我接触到各种我躲在实验室里无法接触的领域、学到自己学科之外的知识、碰到各式各样的人、交到意想不到的朋友,它们也让我更加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兴趣与局限,如果没有这种种成长,我也不可能终于找到自己喜欢的专业,并知道该如何珍惜手中的机会。而一些转行中的副产品也很有意义,譬如我为了多了解business新闻而开始听Market Place,彻底爱上广播。现在NPR的各种节目和BBC的许多podcast都是我生活中无法割舍的重要部分,伴随我煮饭烧菜收拾房间走路回家锻炼身体,带给我的知识和快乐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媒体。

此外,我深深感到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从一开头就确定自己究竟要做什么,而应该带着探索的眼光尝试各种不同的领域和方向,并不断地根据现实和对自己的新认识调整自己的期望。我此刻选择的职业,是我转行开始时最不敢想象的那一项,更不要说三年前我根本不认识epidemiology这个词语,还以为它是某种皮肤病!事实上,我现在相信一个人最初涉足的职业领域固然重要,但从长期来看,一个人能在事业上走多远,实际上是由这个人的基本素质和能力决定的——包括眼界、思维、决心、毅力、努力程度、以及人际交往沟通的水平等等。而如果一个人能将自己的每一段经历中都转化成对自己某项素质和能力的磨练和提高,那就一定能走得更好更远。

自然我并未幼稚到以为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领域就可以顺理成章白头到老,我并不知道自己对流行病学的热情是处在短暂的蜜月期还是会地久天长地保持下去,也不知道我在两年、五年、十年之后是否会如我现在所想的一样从事研究工作——也许我就此安定下来前行,也许我还会继续折腾。但我相信一点,即便在将来某日,我需要再次踏上转行的道路,我必然不会比四年前的那个我走得更差。当然,我此刻还是要红着老脸不怕被人嘲笑地说出这句套话大话:我最希望的还是我能带着这几年来的转行收获,在流行病学研究这条路上稳步走好。

March 25, 2011

旧照(2004,阴魂不散)

by serenq

发完2004年top 10,才猛然发现那年暑假去晋北游玩的照片被我彻底遗忘了——那还是第一次带着数码相机出游。于是追加几张,并决定以后把日常生活的照片和旅游照片分开整理。

大同,云冈石窟。左边佛像右手下面的小人,应该也会起支撑重量的作用,可这样的设计,颇为趣致。右边照片是在一处没有完成的洞窟里照的,洞窟里空空荡荡,一束阳光从洞口照进来,真是宝相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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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山。檐角上的梵铃。暮天下,一群群鸦雀叽叽喳喳地从云头深处飞过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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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县城楼。这是向北的一面,向南的牌匾上写着“声闻四达”。站在城楼上往南看,是烟柳暗万家——不是春来柳如烟,是酷热盛夏里柳树枝梢都藏在雾气腾腾的烟雾里。晋北污染严重,那几天里,几乎没有看到过蓝天。倒是城楼边的野草,绿了年复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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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门关。整个晋北,最让我心驰神往的地方。听着杨家将的评书长大,光写下雁门关三个字都让我心跳加快。不知现在如何,04年的雁门关一片寂寥,荒草生满断璧残垣,几乎没有任何游人。要“光复杨家将传奇”的大幅彩色主题广告破落地立在路边。正午时分附近村里狗吠不断,腿瘸的老太爬行着向我们乞讨,四野里风声停不住。晋北海拔高地气寒,七月底还开着金灿灿的油菜花,明代的城楼淹没在花海里。我站在城楼上想象曾经的残阳如血旌旗似海,千年风烟,弹指而过。

中间那张照片,城墙匾上,是“万险”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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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23, 2011

比转行更远(六)

by serenq

一转再转

八月中旬来到有着凉爽夏天的安娜堡,到处都是绿油油的,和到了夏天就四处焦枯的南加感觉相当不一样。花一星期买好东西安顿下来,又花几天复习了一下统计——如果考过某个考试,就可以不用选基础统计课。劳动节去匹兹堡找王兄玩,还记得我对她说,以前每次度假结束要回到学校的时候,总是百般不愿意,只有这一次,我竟然颇为憧憬。再加上我已经找到助教,不用交学费,还有工资拿,更加是意外之喜。

然而,我没想到的是开学还没一个月,预料之中的欣喜并没到来,而且我已经开始质疑自己的选择。

作为Health management and policy的学生,第一学期我的必修的课有health policy, microeconomics, accounting,以及已经被免掉的biostatistics. 我还另修了一门流行病系的global health。开学伊始,我最深的感受是“格格不入”。身边的同学不是本科刚刚毕业,就是已经在一些公司里工作过好几年,与我共同话题实在不多;上policy课时讨论政策虽然有趣(当时正值奥巴马积极推行医改之时),但我大约受理科之毒太深,总觉得有时候流于意识形态之争,空洞无物;经济课还算有趣,但是会计课就很枯燥,听得最怕琐细事物的我浑身难受;此外,我那时因为喜欢global health,最大的愿望是去大的NGO或者跨国卫生组织,可是本系绝大多数的毕业生都去了保险公司、政府部门一类的地方。我其实那时心底已经意识到,从根本上来说,硕士教育并不能满足我的需要,它浅尝辄止,缺乏深度和专业性,而且虽然我对经济和政策一直颇有兴趣,但要真正接触到,才知道这并非我愿意长期从事的职业。

开学大约一礼拜的时候,我去找一位流行病学系的教授谈可能的暑假实习项目。他是埃及人,在orientation时介绍过他的中心所做的研究,调查北非某种特别恶性的乳腺癌的情况。因为对global health的兴趣,我觉得接触一下也好。没想到的是,一听说我有生物的phd,他立刻不遗余力地忽悠我转到流行病学系去。

来美国这么多年,早就不习惯有人这么直白地干预、建议自己的职业方向,这位埃及教授的态度,实在让我大吃一惊。我一面谨慎犯疑,另一面却又不禁一再考虑他的出发点:我已经有了生物的基础,对流行病学的生物病理原理的理解已经具备,如果再学习一些基本的研究手段,以后无论是走学术道路还是去其他非学术领域,我的生物背景都能帮上大忙。此外,我在过去的阅读中,确实感到流行病学是整个public health的科学基础,是一个非常扎实的科学领域,我虽然了解很少,但也有些兴趣。然而,埃及人实际上是建议我读完以后接着做研究的,还说我的背景以后如果找教职,会很有竞争力——刚从生物泥潭里跳出来的我,对“研究”二字视如洪水猛兽,他所提我描绘的美丽图景其实正是让我疑虑重重的原因:我不会刚出虎穴,又入狼坑吧?

我立刻和好几个政策管理系与流行病学系的教授们约了appointment,想听取他们的意见。没想到两个系的教授意见一致:我应该转。我于是想,不管怎么说,流行病学系每年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毕业生都找到工作,我转过去总不见得会比留在政策管理更差。再说我因为有助教在手,不用担心转系弄丢了已有的奖学金所带来的问题,于是我当下不再犹豫,九月底之前就递交了转系申请,把政策管理系的课除了政策一门以外通通drop掉,换成流行病学系的必修课。

我经常会想,如果我没有恰好碰到这个爱替人打算又说话直白的埃及教授,我还会不会做这样的选择?这个问题,实在很难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他的强烈建议,我决不会这么快地作出转系决定,也许以后慢慢地会走上这条道路,也许不会——每次想到也许自己就会就此与流行病学错身而过的时候,我都一身冷汗。那样的感受,似乎是生怕错过一个般配的伴侣——而事实上我对流行病学的感受,确实如此。对于一个曾经视学术为地狱的人,居然在转换专业后将研究作为自己的选择,我经常暗想:我得对这个领域爱成什么样子,才能抛开心理阴影,做出这样的承诺啊!

既然写到流行病,不如顺势介绍一下这个学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国内公卫学院属于医学院,所以如果不学医,很多人都不知道流行病学是做什么的,抱有很大误解。 “流行病”这个中文翻译就颇有问题,很多人把它与传染病混为一谈(所以有人问我:“你不是做流行病吗,怎么去癌症研究所?”),以为它就是研究疫病暴发的学科。实际上,流行病学是一个从人群(population)的层面上研究“我们为什么会生某某病、或具有某某特定的健康状况?”它通过观察和大规模临床试验(clinical trials)的方法来试图建立各种内外因素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我最喜欢举的例子是:我们现在都知道吸烟导致肺癌,但是谁来证明这件事的?是流行病学家(当然,研究动物的科学家在其中也起到重要作用)。是否高油脂的食物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吃维生素片能否预防某些疾病?某种疫苗是否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这些,都是流行病学研究的范畴。当然,传染病是流行病的传统范围——倒退一两百年,绝大多数的人不是死于癌症心脏病,而是死于肺炎痢疾天花霍乱鼠疫,所以把流行病学视为“传染病学”,虽然不正确,但也有其历史原因。

由于流行病学是一个基于观察性研究和临床试验来建立因果关系的学科,又是以人群为研究对象,这就决定了它的特点是:重视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统计方法。

要发现相关性很容易,但要从相关性推导因果性则异常困难。一个西方教科书里很经典的段子是:鹳鸟做巢的地方婴儿死亡率高,但是这能说明前者导致后者吗?显然不能。也许只是因为鹳鸟喜欢在生态环境较好的农村地区做巢,而农村地区缺医少药,婴儿存活率低。或者鹳鸟喜欢在热带抚育后代,而正好世界上大多数贫穷国家和地区集中在热带。一个优秀的流行病学家,他/她的日常工作必然是不断地从不同方向挑战自己的已得结论(事实上我觉得任何优秀科学家都应如此),试图找出逻辑漏洞。此外,研究设计格外重要,如何从研究的初始阶段就尽量避免引进可能混淆视听的因素,是流行病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当然如果你不得不引入,那后期处理数据时统计方法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说统计。在我做博士期间,我们实验室曾经有一个惯例,就是把实验重复到p-value小于5%为止。当时我只是直觉地觉得不对,但要等我学了统计,我才知道,这种做法为什么谬误。我当然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生物学生学的统计不够多:生物学家所需要面对的实验样本往往不大,而且在实验室中,对各种条件控制得相对比较好(实验老鼠和对照转基因老鼠一般来说养在一个地方,吃着相似食物),所以他们不大需要复杂的统计来分析数据。而且,决定出数据快慢的主要因素很可能是自己能占到的那台仪器是否工作正常。。。。但是流行病学不同,很多无法在数据搜集时控制的因素只能依靠统计方法来移除,而如何选用合适的方法就异常重要。我在此学到“证否”的重要性,以及永远不要用你想要得到的结论绑架你的判断。此外,不能为显著性而做统计,用一个方法,就要彻底了解一个方法所有的假设和问题,要从研究本身意义来考虑问题,而非追求p-value的大小。(btw,流行病学一般用95% confidence interval,因为它可以反应方差大小,比p-value信息更多)。

这两点看法也许根本就不够有说服力:所有研究都需要这些严谨求实的思考和仔细的数据分析,为什么我唯独钟情流行病学?我想,首先一段糟糕的经历会让我格外珍惜下一段经历。正因为生物过于需要重复劳动(而我又特别不长于此),所以我在其他领域稍微吃点甜头,就幸福得找不到北。其次,流行病研究与实际联系紧密,应用性强,比较生物来说,我不需要成天质疑:“我做的东西究竟有什么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与动手的生物相比,流行病研究大部分时间放在“动脑”中,它看重逻辑,无论看文章还是设计实验都要反复换向思考,在我看来是相当令我满足的思维游戏,这种大脑的愉悦感,让我终于感到研究也可能很有乐趣。

March 21, 2011

旧照(2004)

by serenq

从2003年12月有了第一个数码相机开始,电脑里的照片就越来越多。最近开始陆续整理老照片,把好的、喜欢的、有特殊感受的挑出来,分门别类放好。在整理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想起照那些照片时候的自己以及按下快门那一瞬的心情,仿佛以前读大学时候每年暑假回家翻开中学日记:那些往事心绪都在那里,原封不动,却被压入了岁月的玻璃框。

每一年选出自己最喜欢的10张照片,今夜在雷雨闪电里,终于弄好了2004年。其实那时候手嫩,“top 10”只能是虚浮夸大地充数罢了。以下按自己喜欢的程度排序。

2004年4月,UCSD,Old Student Center。其实已经不可能记得那一天傍晚是以怎样的心情拍下这张照片,我在其后的五年中无数次在相似的时间走过这条路回实验室去——也许是刚吃了晚饭,也许是从图书馆看闲书归来,校园里终于变得安静,地上铺着柳桉硬硬的果实,碾人脚底。总有三三两两的本科生踩着滑板呼啸而过。墙上的小广告被风吹起来,夕阳灿烂而疲惫地从背后照过来。

2004-04-16-1

2004年9月,La Jolla Village Drive。那天的晚霞,很可能是我在SD六年中看到最壮观的之一。随手一拍,都是糖水好片。

2004-09-06

2004年9月,从UCSD内部的Voigt Dr俯瞰I-5。与壮丽晚霞摄于同一天。我那时经常在消极怠工一天后以后走夜路回家,走过五号高架桥时总是很喜欢停留片刻,听呼啸而过的车辆,放任自己片刻失神。

2004-09-06-1

2004年11月,UCSD研究生宿舍,South Mesa家中。这张照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我当做电脑桌面,因为它左上角简单清爽,不会与各色图标相混淆。虽然我房间里当时并不是如此空旷,但这张照片给人的感觉,却仿佛时光监牢。其实,我为了把被子角、绒毛动物的脑袋都裁下去,颇花了一点时间。。。。

2004-11-28

2004年2月,UTC shopping mall。如果不是我有以时间命名照片文件的好习惯,我断然不会想到早春二月,San Diego的梨花就开得如此繁盛——在密州的我,正面临着飘雪的三月末。很长时间里,我都很喜欢这张照片,每次看到它,总会想起小时候不喜欢的那句词:心事竟谁知,月明花满枝。那种温韦笔下金玉缠绵的味道,好像要所有意向都变得无关了之后,才能喜欢得上。

2004-02-05

2004年10月,Julian,CA。这是04年十大里唯一一张旅行照片。Julian离SD不远,传说中有上千条hiking trail。04年去游玩时,正好在03年秋冬的森林大火之后,到处都是荒芜潦倒的景象。这张照片俯瞰山下的荒漠,阳光正突破浓雾的重围。

2004_10-17-b

2004年1月,UCSD校外的家里。这张照片之所以入选,是因为它一直是我另一台电脑的桌面。简单、工整,乏善可陈。

2004-01-07

2004年11月,UCSD校园车站。虽然已经进入冬天,但那天阳光还这么好,连那只蜘蛛都比我现在幸福。

2004-11-19

2004年2月、2004年12月,摩门教堂。这是我开车回家的地标性建筑:越过教堂,下一个出口,回家。很多次午夜回家,停在路口等待交通灯由红转绿,想到马上就要回到温暖被窝里,一切失意都可以丢开。第一张,二月,雨后教堂,第二张,十二月三十一日,04年最后一日的夕阳洒在金顶上。那天后来雨后彩虹,可惜没拍下来。

2004-02-14 2004-12-31

March 19, 2011

春天、武侠片儿、胡言乱语

by serenq

那天是St Patrick‘s Day,恰好逢倒春寒后第一天正式转暖,到处冰消雪融,草地上一夜之间出现淡紫色的花儿。校园里学生穿绿T恤挂绿项链戴绿色毛茸茸的大帽子(呃。。。。),中午时分在Irish pub纵情欢叫,阳光又好,让人刹那间意识到似乎永远不会到来的春天,真的到来了。下午回家时看到一个本科生一手两打啤酒,大步穿过夕阳斜洒的街道,忍不住微笑着自言自语:有人要开爬梯喽!真是严冬结束,看一切都透心透亮的好。结果今天早晨就被生生冻醒,简直欲哭无泪。

这周前三天终于交了两篇拖欠已久的稿子,一篇双语与老年痴呆,一篇饥荒与都哈理论,于是自觉可以彻底放松。周四晚上看了一个武侠片儿,《94独臂刀之情》。

如果不是因为有姜大卫主演,大约也想不到去看它。看了之后倒也说不上失望——因为对武侠片,好似早已不报希望——但总还有牢骚。其实这个片子镜头取景非常棒,对喜欢照照片的我颇有启示意义。尤其是前半部,画面既不俗套也不卖弄,一片肃杀之气流转于木林落叶之间,冰原烈风之上,端的是缠绵不去,动人心魄。武打设计相当唯美,却又拳脚落实绝不虚浮,加上漂亮的配乐,非常出彩——白复国和红巾摩托党相斗的一场,恐怕是我看过的最为行云流水的打戏。当然作为粉丝对偶像各类出场都有心跳减一拍的义务,我也完满地完成了任务。但是,正如粗服乱发不掩国色,反过来浓妆艳抹也无法变母猪为西施,俗套陈腐的剧情、不可理喻的逻辑、粗制滥造的细节、生硬僵死的对话,再美的画面意境又如何呢?导演驾驭不了的东西,添多少油盐酱醋也是一碟废材。

作为一个看着武侠小说长大的人,武侠几乎就是我青春时期的代名词:零花钱悉数进入租书老板的腰包,日记本里写满刀光剑影的小说情节,期末考试的作文里都想方设法地给“侠义”和“爱国主义”拉上关系,虽然说一夜长大,但长大之前的种种在神经系统里留下的痕迹似乎也不可逆。我不知道有多少武侠迷能体会我的感叹和失望:为什么偌大一个华语电影业,拍不出几部流传后世的经典武侠片呢?我自问看电影不多,不是苛刻的观影者,很容易脑补,也不要求电影达到怎样的深度,但情节起伏流畅、逻辑合理通顺、对话成熟自然总是基本功吧?过去所看的武侠片,大多数不是生拉硬造,就是无聊幼稚,或者角色令人肉紧。少数几个能满足基本条件的好片子,也只能说是优秀武打片,观遍全剧,不知侠气在哪里。唯有徐克的几个早期片子参差有点潇洒的江湖气息,然而又失于绵软。西方七十年代拍出了《教父》,可是七十年代的邵氏经典如果不是靠着经典的名字,和粉丝们因一人一事被永久改变的神经回路和审美情趣,有多少东西能经得起今天的考验?如果说华语影片不好,到底也出了《霸王别姬》这样的经典。。。

算了,写到这里意兴阑珊,看来还是我挑剔,闭嘴过周末吧。

March 19, 2011

比转行更远(五)

by serenq

不断折腾(下)

与此同时,我的实验也上了轨道——是的,我终于有一个能做的项目了。我到现在都记得07年1月某个阴雨绵绵的晚上,我刚把父母送走,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啃文章。那时候老板给的第二个项目也失败了,而我的做研究的能力也在挫败中有所增长。我意识到,老板太忙,他未见得能比我们更了解我们手中的项目,靠老板拍脑袋给项目,恐怕是很难成功的。正好实验室里一两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一些数据激发了我一点兴趣,似乎证明我的working hypothesis是错的。我深感in vivo实验可控性太差,想根据它设计in vitro实验,不管证明还是证伪,总比我闷着头做不出来却不知道是技术有问题还是假设有问题的好。最初老板并不支持,他希望我专心做手头的项目,但我坚持要做,他也没有反对,只是叮嘱我不要把in vivo实验放下了。

不想这个实验从第一天开始就有非常稳定而有趣的结果,于是老板也不再提过去的project,随我边摸方向边做下去。最初的半年我比较勤奋,实验结果出的快,实际上后来文章里一大半的数据都是最初三个月做出来的。

因为看到毕业不成问题,对实验我早就开始消极怠工。整个08年,我生活的重心,都放在了申请MBA和咨询上,而咨询更是我的心头好。

说是心头好,其实现在想起来,以我当时念头之坚定,行动上之弱简直不可饶恕。后来听说那些申请成功的人提前几年就去商学院修各种课程,而我连case interview的练习小组都从未参加过一个。一方面固然是有客观原因——我们学校毕竟没有申请咨询的传统,我身边找不到相似志趣的人;另一方面却反映出我性格上的缺陷:因为我总想着自己学校不够好,能否拿到面试都很难说,总是提不起劲来准备面试。直到我拿到面试通知的一周之内,才匆匆看了半本书,上场时当然是一杆钝抢。我每每想起这件事情,都感叹自己天性里的弱点,哪怕明明知道那是我当时的梦想,却不肯为它做努力,那种“把百分之一的希望当做百分之百来争取”的干劲,我确实太缺乏了。

另一方面准备MBA申请比较straightforward,我做起来也更得心应手一些。夏天靠GMAT,成绩颇为不错。随后开始写申请小文章,请人写推荐信,都按部就班进行。但在做着一切的时候,我又一直在问自己:我申请得到吗?没有任何工作经验是我的死穴。盘算几个月之后,我又意识到恐怕就算我申到了,MBA的教育培训对我未来找工作也不见得有好处——都说MBA是更上一层楼,我现在站在底层,读完又能上到哪儿去?当然走到这一步,我还是陆陆续续申请了三所学校,分别是Duke, Cornell和Yale。选择它们各有原因,Duke是因为它有很强的医疗健康相关的项目,Cornell是因为我认识的那位华人女士毕业于此说明它愿意招我这样背景的人,而Yale则是有极强的Non-profit program,可能我比较强的NGO背景可以帮得上忙。

08年10月,申请咨询和学校的材料都寄出去,也收到了唯一一个McK的面试通知。但面试后很快被拒,Duke也拒了我。10月下旬的我,面对着所投入折腾的唯二道路都碰了壁,再反复听着耳边父母劝告我“博士后的机会也要看看”,人生突然跌入一个短暂的黑洞时期——黑暗不仅是因为挫败(因为之前也有预感),更重要的是,我突然失去目标,不知道该做什么——而做生物博士后?!这样的念头让我不寒而栗。

同时我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之所以失败,关键并不在任何客观因素,而所有的原因,都直指自己过去的惫懒、放任、无能、以及确实准备得非常不够。当很多人从大学时候就建立起事业观的时候,哪怕他们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做什么,他们却在很多年间不停地抓住机遇、丰富经历、反复试错,在这样的过程中,人当然变得越来越成熟能干。而我醒悟太晚,进入这样的状态不过一年左右,还常常三心二意,每每眼高手低。虽然我也相信自己比以前浑浑噩噩地时候好了太多,但面临毕业这样的坎,我那时候真的很害怕,一旦错过了机会,就要在自己不喜欢的职业里又呆上好几年。

十一月去东岸开会,当时迷茫而挣扎的心情仿佛还在昨日。和每一个新朋旧友絮絮叨叨地诉说自己那点破事,比祥林更祥林。感恩节某人来看我,本来订好了车要去death valley玩,结果我心情低落得一塌糊涂,最后也没有成行。

开会回来,在网上重读转行可能性的文章时,突然看到public health这一选项——公卫学院的中的health management and policy听起来和MBA颇为相似,门槛却低很多,不要求有工作经验。和几个行内的人交谈之后,决定申请。于是重写申请材料,准备简历,从知道这个专业到投出所有四所学校的申请,仅花了一个月时间。由于知道这个专业申请容易,此时我终于觉得自己几乎肯定可以逃出生物的“魔爪”,长舒一口气。但是在整个转行折腾里心理煎熬的一切,却让我越来越意识到行业固然有合适与否,可是自身的素质与努力才是决定性的因素。于是那个圣诞夜我安静地在实验室里做我的in situ,尽可能严格控制实验步骤,听着耳机BBC的各种科学与时事新闻,心底里暗暗地想:不管接下来走什么样的路,这一次我一定要从头就走好。

09年初,我很快接到UMich公卫学院的面试与admission,接着另外几所学校的通知也来了。同时,Cornell的MBA把我放在waitlist上让我补充申请材料,而Yale通知我去洛杉矶面试。那时已经是二月份,我想得很清楚,public health专业性更强,与生物也有一定关系,比MBA适合我得多。所以我拒掉Yale的面试,也没有按Cornell的要求提供新的材料,一心一意地打算去公卫学院。其中UMich由于是公立学校,如果找到TA职位可以免掉学费并有工资可拿,而且它给我admission的同时也给我减掉了一半学费,再加上这所学校Health management and policy连续十来年名列第一,虽然也许地理位置不如哥大,但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犹豫的了。

那年春天,一切终于暂时尘埃落定。我从图书馆里借来好几本public health的教材,有时间就看一点。我当时的心情,竟然像高玉宝,只想对得来不易的机会好好珍惜。在看书的时候,我慢慢了解了美国的医疗体系、保险制度,也开始接触到各种疾病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我那时想进入global health,在阅读中,感到流行病学似乎是它的基础,心里还想,我要多选一些这个方向的课。

在准备毕业和看public health书籍的同时,那个春天,我还写了好几篇科普文章——那时,我已经加入科学松鼠会,只写过风花雪月文章的我第一次尝到写非文艺小清新文章的甜头,一口气写了好几篇,从猛犸基因组到转基因到干细胞,颇有成就感。五月的一天——这一天的这一刻我想起来格外的清晰,是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从实验室里逃出来,坐在医学院图书馆看一篇为什么洞穴鱼类大多是盲鱼的文章,准备再写一篇科普。那是一篇很好的综述,而这个题目又涉及特别激发我想象力的进化与自然选择,虽然不是什么特别牛逼的研究,其中的逻辑却看得我心旷神怡。在某一个间隙,我抬起头来打量周围,一个念头突然袭来:这一切以后就跟我不再相关了?我感到有一丝不舍。

这一丝不舍让我非常非常的迷惑。在整个phd的六年里,我曾有一刻喜欢过研究吗?我不爱看文章,连免费咖啡和点心都不能吸引我去听任何讲座,平时想起自己的实验更加是没精打采。也许有的时候我确实在思考如何解释实验结果中得到一些快感,但远远赶不上厌恶之情。可能是临别多情,我安慰自己,并且想到还可以通过写科普的方式来保持和科学的联系,心怀大慰。

那年八月,我终于答辩结束,虽然在离开的最后一日还在被迫补实验,我总算大功告成。把所有东西打包,我们开着小小刺猬壳碾过西南诸州,在中部稍作停留,就前往大湖区。

March 19, 2011

比转行更远(四)

by serenq

我的啰嗦需要重症监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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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折腾(上)

第 三年下半学期意识到问题,第四年上半学期开始考虑该做什么。刚开始的时候,自然是毫无头绪。去学校career center听了不少talk,也找里面的人谈过,但是因为自己一头雾水,别人也无法提供任何确切帮助,只给了我一大堆可能性。从第四年开始后的两年半 中,我恐怕把生物转行的大多数路子都考察、尝试过一遍。在那段无头苍蝇一样乱撞的时光里,我倍感痛苦,觉得自己四处碰壁,无人指导支持,有时甚至怨气冲 天。但现在我才会意识到,且不说当时不会有任何人有能力帮我建议我未来的道路,而且,正是当时的盲目试探,才让我渐渐了解自己也了解不同的职业,而这种了 解才是我在这两年中收获的最大财富。后来在职业方向选择的关键时候,能较快地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并不是靠一朝一夕的运气。相反,如果当时有救世主跳出 来指出一条明路我想也不想地走下去,那恐怕才是另一个像当初选择生物专业时一样的悲剧。

还是说四年前,我经career service的人推荐,去图书馆里借了一本有名的书,这本书简要介绍了有科学硕博学位的人,除了当教授,还能做些什么。大约有十来个不同的选择,从风投 到咨询到自由写作不一而足。我首先被吸引的就是“科学写作”,作为一个喜欢写字的人,这个职业听起来很合适自己。于是我去学校选了一门科学写作的课,稀里 糊涂混了一学期,什么也没有学到。虽然我也三心二意地看了看北美大学里几个口碑较好的科学写作program,但想到要用非母语写作还是头大如斗,于是这 件事情也就不提——可是两年之后,科学写作真的成为了我生活里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并从某种意义上影响了我对职业的选择,这却是意外之喜。虽然当时选的课对 此并无帮助,每次想起来却又很迷信地想着这才是“草蛇灰线,在千里之外”。

博士第四年的春天,我开始有了进公司的想法。我很清楚自己的实 验背景绝不足以让我找到公司研发部门的活路,曾一度考虑过去customer service——毕竟我用过许多抗体,大约卖抗体的公司会要我吧?胡思乱想的时候,本地一个华人生药业协会的会长来学校career service作报告。她拿了博士、做了一年博后之后,去Cornell念了一个专为有advanced degree人开办的MBA,之后进入一些咨询公司。我觉得她背景与我相似,立刻很感兴趣,找她聊了一阵,她介绍我参加这个生药业协会,我也高兴地去了。 于是认识了许多在生物制药公司的人。他们比我大很多,人也和善热情。我去听了几场讲座,也帮着写了一些活动的宣传材料与英文中文报道,开始慢慢地对工业界 有了一点点了解。在这位会长经历的鼓励下,我也开始动了念MBA的想法,全然不顾自己半点工作经验都没有的事实。

第五年的夏天,为了提高public speaking能力, 我开始参加Toastmaster club。某次活动的时候,有个人告诉我我们学校工程学院有个business系列的课,专门给非business major的研究生开的,我大为感兴趣,立刻去选了。这个系列的课是由类似于Technology Transfer  Center的中心开的,除我之外,同学都是学工程的。我刚开始上课的时候,颇有些文化震撼:明显感到这些学工程的年轻人比我周围学科学的来得自信——或 者骄傲,很多人发言的语气里明显有一种自己能掌握一切的底气。相比而言,身边做实验的人,却低调谨慎得多。也许是因为实验科学的不确定性,让人了解自身局 限,对自己不能把握的东西有一定敬畏心理?这样的观察结果,让我觉得很有趣。

我一共选了三门课,都是很典型也很简单的business 课。其实这种课上听讲能学的东西非常有限,但是课下的project却让人开阔眼界接触新领域。那段时间里,我一共做了两个将技术推销到商业用途的课堂项 目。一个是新型的LED材料,另一个是一种可以改进转基因作物的基因技术。其实这两个项目我所在的小组都做得不好,第一个项目的presentation 时,别人都做到了propose前几年的财政计划的地步,我们还停留在介绍这个材料的优点。第二个项目我们又因为无法确定什么才是正确的business plan——是着眼于小的有机农业厂商还是着眼于大的农业公司,两种可能性都提出来分析,当然完全不是一个business proposal应该有的样子。回想起来,虽然我颇有干劲,但这两个project,都做得相当糟糕。

即便如此,学到的东西还是很多。首 先接触了自己完全不了解的半导体材料和转基因农作物领域,知识的拓展自不待言。其次是两个project中,我多多少少都在组里扮演了 leadership的角色——组织会议、联系专业人士、作出决策等(可以看出我的决策每次都多么糟糕!),这对自己的人际能力当然是很好的训练。第三点 是终于有了第一手的(哪怕是过家家式的)technology transfer的经验,有机会与在business世界中的人打交道。在选课之后,我与offer这些课程的中心负责人商量,留在这个中心里做了半年的 志愿者。其间这个中心组织了比赛,评判本地大学里发展的清洁能源技术的商业潜能。我作为见习志愿者除了整理总结各个评委的意见之外,也帮着为一些排名差不 多的技术寻找有关学术论文,供评委进一步评判,对从海藻炼油到纳米材料都有了皮毛的了解。后来则帮助中心的business consultant为商业化几个获胜的技术。此间接触到更多的学术圈子之外的人士,看到他们与那些做出新技术的教授在宣传、解释同样技术时候的区别,心 中颇有感触:商业界人士浅尝辄止,对技术了解有限,但是舌灿莲花,常常击中要害;大学教授了解自己所做的一切,却往往无法把握大图景,讲话时陷入细枝末 节,对商业应用一知半解。按说两者互补能提供最大潜能,实际上往往是沟通困难,缺乏相互理解,令人遗憾。

另一个令我感兴趣的行业,不出意外的,是咨询。第一次去参加McK的校园招聘会是07年9月,而且是专为有着advanced degree的人开的。我端的是听得相当心潮澎湃,后来找到各方面的资料一看,觉得简直就是我的梦想行当嘛:激动人心的生活、可以频繁光顾世界各地、可以接触各种领域并指手画脚、当然还有光鲜的头衔,对于一个刚开始思考转行、在实验室里成天灰头土脸的生物博士生来说,哪怕就虚荣心一项,都足以让我心动。

March 15, 2011

比转行更远(三)

by serenq

我和生物的问题

我还记得我开始有不做生物的想法,是从博士第三年的后半年开始的。那个春天,我第一次有些恐慌地意识到,开始做研究已经两年,自己一点数据都没有,连一张poster都凑不出来,而且,我也不觉得当时手头的项目有任何产出数据的希望。同时,我在实验室里可谓是消息闭塞,和其他博士后、博士生没有任何交流,什么消息我都是最后一个知道——因为我在实验室里出现少,对实验室的事情不感兴趣,于是不爱和大家说话。我再没心没肺,也能意识到这个情况是很不对头的。人生里第一次,我有了危机感。

夏天,我说服老板,让他意识到我的项目没有前途。但是不管是他还是我,都没有想出下面我可以做些什么,于是他又丢出一个相似的项目,让我接着试试,而我也稀里糊涂地接了下来,因为自己也不知道能做什么。可是我心里已经越来越清楚,做实验这件事情,我真是深恶痛绝。

我不是一个动手能力差的人,而且,我通常动手做事情非常麻利,但我开始意识到,我的问题,可能就正好出在这个“麻利”上面:我做事情讲求效率和速度,痛恨琐碎和规章。不管做菜还是做实验,任何操作步骤都能被我迅速简化50%。可是,干辣椒是否和空心菜一起下锅很可能并不影响这道菜的味道,更不会让它变成毒药,而实验操作上的随心所欲,有时候足以让实验结果谬以千里。我不是不懂得这个道理,在我心情好的时候,我也会克制自己毛糙的欲望,但从本心里,我无法克制自己厌恶的情绪,尤其在我觉得不管我多么尽量细致,我还是无法让实验可重复性提高的时候。更不要说,当我心情不好之后,会潦草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又意识到,我难以忍受实验结果的随机性。生物体是非常复杂的东西,而真实的实验效果往往又很微妙,很多时候,哪怕是我非常小心,用的也是同样的试剂,结果依然浮动很大。我痛恨这种无力控制的感觉。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在转行学习流行病之后才意识到的:从根本上来说,劳动密集型的生物实验无法满足我对脑力挑战的要求。实际上,在我五年的实验室生涯中,只有一个短期的每周journal club曾让我有过一丝愉悦的心情。我喜欢读懂paper的感觉,更喜欢批评文章,提出新想法。可惜,每个学生物的人大概都听过的一句话是:Ideas are cheap. Only experiments matter.  这句话在生物实验科学里,确实非常正确,因为大量非常新颖有趣的点子会涌现出来,但研究进展的瓶颈,往往在实验这一步。我做着一个无望的项目,长久以来拿不到任何数据用来分析,当时自己学术水平也很低下,凭空设计项目也不敢想。当然,一个成熟、有上进心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大约也会积极调整自己,看文章听讲座,尝试开拓新领域新。可是我却陷于每天不看文章,不做思考,只在不断重复实验中折磨自己,这样的生活,当然不合我意。当时我无法知道自己究竟适合什么,但我已经清楚:我没法做生物。

既然写到了生物的问题,就无法不多说几句。首先任何闭目不见这个领域的问题的人都是盲目的——phd的职业市场之差,很难有其他理工学科(文科我不了解)与之比肩,平均做博士后的年限越来越长,转行的人越来越多,Nature、Science等杂志“官方劝退”文章一出再出,真是再迟钝的人也会觉得不对头。过去三四年里,我思考得很多的一件事就是:这个领域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实际上,像任何市场一样,我相信根源在于供求失衡,而这失衡,主要是数量上的鸿沟,以及质量上的不匹配。如果没记错的话,美国政府自七十年代宣布“War on Cancer”之后,NIH的研究基金就逐年上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达到顶峰。学术研究和一般产业也没有什么两样,既然老板们拿到钱,自然就要招人开工,再加上本国与国际学生都生源充足,大量年轻人涌入这个行业。包括水涨船高的中国高考后生物系收分,实际上也是受到出国容易的利益驱动。然而,生物并没不像计算机等领域一样可以迅速把研究成果转化成产业,或者就业率,而学术研究的职位数量虽然有增长,却远不能与招生数量的增长相匹配。所以大量进入系统的人就只能堵在长长的瓶颈中,把尴尬的“临时工”职位一做就是多年。

此外,生物教育培训系统无法为社会提供有竞争力的求职者,即供求关系失衡中的“质量”问题。生物实验本身是个劳动密集型的工种,要求大量的重复,对脑力要求其实不多。而生物研究的核心是做实验,取得实验数据是每个老板的最大追求——不让学生选课的老板有之,只让学生做实验却不让学生写文章的 老板有之,在此情况下,反复做实验就成为了每个生物博士生和博士后的日常培训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占去了恐怕百分之八九十的时间。在这样的培训下,经过五年六年甚至十年之后,除了那些自律很强、眼界宽广、能鞭策自己在实验之余不是上饭米粒或菌斑和便便吵架而是多看文章多思考的有志之士,大多数人都只会上手做实验,却缺乏与“博士”相配的眼界与思考能力。这样的人,如果所会的实验技术并不能直接为职业所用,又如何能成为有竞争力的求职者呢?事实上,生物硕士的就业就比博士要好上很多——如果多年的教育并未让博士名副其实,你说工业界是招硕士还是博士呢?而“成功”的生物系博士生,往往是那些能够跳出常见的培训轨道的人。固然能跳出成规是任何专业成功的关键之一,然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成功”却不是变成比尔盖茨,而只是找到一个体面的工作,这就未免令人心酸。

前段时间在微博上和几位朋友讨论如何改革这个系统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首先我觉得生物转行大潮本身就是这个系统的自身调整。这是简单市场规律,和农民看到桔子不好赚钱就改种苹果一样。但是,这似乎还远远不足以让这个系统走上正轨——起码在短期内不能。与市场相似,另一种手段则是来自于政府的宏观调控。这些年NIH funding增长速度持续缩水,虽然对系统内的人(包括我自己)仿佛有些残酷,但我恰好认为这是从源头上控制这一行业恶性增长的重要一步。但是光从数量上控制还不够,必须在款项分配上也有调整,譬如应该更注重应用性,适当紧缩过于基础的研究研究基金,或将一些基金放在改进博士生与博士后的教育培训上面。

除了这两条,其他的方法也许听起来有趣,但未见得可行——Nature上曾有人提出把博士后变成长期性的职业,或NIH开始提供专门给博士后最后两年向教职转型的基金等,但我觉得不是太依靠系统内部即得利益者的远见与牺牲精神,就是杯水车薪。此外,如果生物教育内部能够意识到这一问题,控制学生做实验的时间,尽量强调思维能力与眼界的培养,加强职业培训,当然也好,不过,这一条也违背既得利益者追求更大利益的本性,所以也几乎不可能自动实施。

需要强调的是,我并不是“生物黑”,从科学上来说,我非常喜欢这个领域。现在我虽然不做生物,却常常关注最新的研究进展。实际上我认为整体来说,这几十年来生物的发展是异常迅速、激动人心的。我也认为生物专业需要大量聪明能干而且有志于此的年轻人,然而,不是来做廉价劳力,而是做牵动研究方向的真正力量。我只希望不合适学生物的人(譬如我)能有决心转行,大浪淘沙后留下那些真正有兴趣有能力有眼界的金子。希望随着实验技术的发展,能把博士生与博士后从繁重而对个人发展意义不大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希望系统能在改革与调整中更好地为博士生和博士后服务,也许终有一天,这个领域的前行可以不再以牺牲大量个体的职业发展为代价。

说起生物的问题就滔滔不绝,就此打住,各位呼喊的折腾经历,要等下次了……

March 12, 2011

比转行更远(二)

by serenq

浑浑噩噩

我从小就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一个胸无大志的人。

这两件事情相辅相成,贯穿我生命前二十五年。我从来不是努力的学生——当然我的不靠谱程度也并不惊人,不至于去街头当小混混,所以凭着小聪明、考前突袭,轻而易举地就能在一个二流中学的普通班上名列第一。至于年级上的第一,是个很刻苦的男生。在我当时看来,若要我活得他那么“不酷”“不潇洒”,不如名列倒数第一被爸妈活剥皮死了算了。所以,在中学时代,我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对手。一切得来太容易,既没有挑战和乐趣,也没有危机感让我觉得需要努力争取任何成绩。现在回想起来,才意识到自己当时纵情于刀光剑影、风花雪月,一方面当然是青春荷尔蒙分泌水平过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的学习生活,确实太无聊了。我经常会想,如果初中毕业的时候,我有机会去一流的中学、去竞争巨大的实验班,我是会就此早立志呢,还是会就此变态?显然,这个问题是无解的。

不过,走题地说,我对自己的高中生活相当满意。该看的小说,该逃的课,该交的朋友,该爱上的人,该有的经历,全都没有拉下。直到今天,最爱在梦里出现的,还是我的高中。

然后,我就上大学了。

大一第一学期的前两个月,是我前二十五年里唯一一段上进的时光——是真上进,不光是努力,虽然当时没有明确的理想,但有一股初到新天地的愚勇。那时我还不太把成绩放在眼里,想的是要“学真东西”。直到十月份一次师兄师姐的“学习经验交流会”,我惊讶的意识到在这所大学里,还是成绩最重要——GPA要高,才能出国去好学校。在惊讶之后,我又跌回了考前抱佛脚的状态里——毕竟,若只要成绩好看,只要考前三天就够了。当然,我绝无把自己的问题怪到师兄师姐,或者这所大学身上的意思,因为这件事情所表现的,正是我当时的“上进”是多么的缺乏根基,以及当时的自己,实际上是多么缺乏真正的上进心。

大学五年很快就过去了。由于沿袭着中学的路子,小聪明的我仍然可以轻松地考高分,于是我又一次把从无聊学习生活中节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其他事情上去。谈了段算不上美好的漫长恋爱,写了些有的没的小说,在bbs的文青圈里泡出一点小名气。然后在流水的酒席里毕业,来到美国。

很多同龄人曾为“是否出国”这件事情整日思考、衡量利弊,很多同龄人曾将出国看成大学里努力的目标、认为它像高考一样是改变命运的契机,我没有。我父母早就给我描述好了我的人生道路:我要上大学、我要好好学习“二十一世纪的科学”,而我毕业以后,就要出国念博士。他们给我定的这些目标,对我来说都不太困难,与其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思考“这些事情是否适合我”这样的命题上,我不如花上一点时间应付了这些任务,就可以整日发昏了。何况,我对思考任何与事业有关的命题,都不是太有兴趣。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认为中国教育中,“职业教育”这个环节相当糟糕。我对事业命题的淡漠固然是咎由自取,可是我看到许多比我靠谱得多的朋友,空有上进之心,却不知道该如何树立切实可行的人生目标,实在很让人痛惜。小时候我们学会在作文里书写假大空的人生理想,不是科学家就是工程师;稍大一点之后,却又面临着无穷的短期任务——期中考试、期末考试、中考、高考、GPA、出国,让人错误以为做到这些短期目标,成功就会自然而然发生。在这虚假的高远之志与琐碎的近期目标之间,隔着黑暗贫瘠的荒漠。在我看来,职业教育所应该做的,不是让人产生空洞的“成名成家”的愿望,而是让人从心底明白职业对于个人和社会的意义,以及一个人应该如何找到合适自己的职业。前者包括让人意识到职业的成功——不管是什么职业,体现了个人价值;以及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我们将来所从事的职业对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后者则包括启发我们客观理性地评价自己的优缺点、兴趣爱好以及实际的就业形势,并学会如何取得职业相关的信息,判断什么样的职业能在兴趣、能力与实际之间找到一个最好的平衡点。而当合理职业的目标被锁定之后,我们又需要发展各种相关的知识与技能,为进入自己的理想职业,以及之后的职业发展做出准备。

很可惜,这些道理,我小时候并没有学到,要等到很晚了才会明白。反讽的是,我父母从小就希望我能够有理想,但似乎这一教育并不成功,或起码晚了十来年才在我身上产生效用,为何如此,我也百思不得其解,也许因为没有真正经历任何学业上的挫折,别人灌输的大道理总是过耳云烟。所以,我在前二十五年中,几乎没有做过一次对自己客观的评估,也从未以合理的角度思考过自己未来的事业,甚至,在那个心底骄傲自大的我,连“事业”两个字都不愿意想起,因为那意味着世俗、意味着不潇洒、意味着青春逝去。

回头来说博士前三年的我。其实心态比较起高中而言,显然并没有什么变化,唯一不同的是,第一年的课程结束之后,我再也不用考试了。突然之间,曾在我生活中接踵而至的短期目标冰消瓦解,而研究进展又是多么不具体、缺乏时间表的东西。再加上我所在的实验室工作步履相对清闲,作为一个没有毕业压力的新学生,要打发时光,真是再容易不过了。那三年,我课外大约看了不到二十篇文章,每天平均下来做实验的时间还没有逛街买衣服的时间多,当然是项目一筹莫展,人也烂泥扶不上墙,在实验室里混得一塌糊涂。

不过,在这三年里,发生了两件对我未来生活至关重要的事:第一,我和前男友分手了;第二,我加入了Rural China Education Foundation,并在博士第二年结束后的夏天回国短期支教。

从高二开始,感情这件事一直是我生活反复折腾的中心——被我称为我的“十年浩劫”(虚数,虚数!)。然而,两个不合适的人相处,对双方都消耗巨大,能从这样的关系中解脱出来(并且后来幸运地进入了健康的感情模式),其实也意味着我终于拥有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来思考其他无关感情的东西,譬如事业。而在RCEF的志愿者经历,则把我从局促封闭的小我中拖到更宽阔的世界面前。我在RCEF经历中学到了如何将热情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工作、如何具有专业精神地做事情、如何与人沟通合作、如何管理一个团队、如何顾全大局又不忽视细节。在RCEF之后,我不再把“去农村支教”(或任何慈善事业)看作“一件浪漫的小事”,我不再用无知片面地口吻讨论任何社会问题,我也不会再把做NGO的人看作是纯粹(或脱离实际的)的理想主义者,而且我从心底意识到,他们的事业和很多人的事业一样,并不高尚多少,也不低下多少,都需要一些才能一些执着一些努力,都是这个社会分工的一部分。

这种去高尚化,我以为,是做好慈善的重要一步。

扯远了。其实,我只想说,虽然最后没有选择NGO作为我的职业,但我在这段经历里学到的东西,是难得的财富。而更好的是,我结识了许多我平日生活圈子里结识不到的朋友,他们的眼界、志向、才能,让我受益至今。

写到这里,其实,已经不算“浑浑噩噩”了,可以开始下一章:不断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