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南方（阿根廷和南极游记·8·科考站今夕，内有奇书奇事推荐）

在南极，Ushuaia号不再急着赶路。它从Paradise bay出发，经过Flandres bay向西南行进，在晨曦微露的时候行过狭窄的Lemaire channel，在南极的第三天，我们到达此次行程的最南点——南纬65度15分的Argentine islands。

上午有两次登陆，分别是两处科考站——Winter island上成为历史遗址的英国科考站Wordie House和邻近的Galindez island上的乌克兰科考站Vernadsky station。今天又是阴沉的一天，从早上开始，天空就暗得吓人，低低地压在头顶。这是一片支离破碎的群岛，积雪薄的地方露出黑色的岩礁，像中国水墨画里的皴法。也许是心理作用，海面的浮冰似乎变大了，和小岛大小不相上下。

Winter island最长处不过一千米，是个弹丸大小的岛屿，岛中部有一座覆满白雪的小山，山下的Wordie house是一座小小的黑色平房，临水而建，正对着对面岛上厚厚的冰川墙。我们上岸的时候，导游正为我们打开大红色的屋门，屋后的旗杆光秃秃的，早不知道上一次升旗是什么时候——Wordie house建于三十年代，在五十年代中期被废弃，后来被复原，成为历史景点。屋后有一块木牌，上面写着“British Crown Land”的字样，当是好几十年前立的，旧日的标示不合时宜地立在冰天雪地之中，几乎无人问津。

Wordie house里保存有当年的一些旧物，以及后来在此暂时居住或者路过的科考队员或者游客们留下的随身物件，包括旧式打字机、锈迹斑斑的食物保存罐、样式古老的铁皮水罐、被熏得漆黑却油光锃亮的大铜壶、书脊断裂的旧书、永远停在两点十分的小闹钟，以及看起来相当簇新的棋盘。本来就天阴，Wordie house里的窗户又小得可怜，屋里大多数地方都黑黢黢地看不清楚，颇有些阴森森的。后来我才知道，Wordie house也是南极著名的鬼屋之一，因为总有人在这里听到奇怪的声音，或者看到飘忽的人影。当然南极严酷的生存条件显然是对人类健康——尤其是大脑健康——的严峻考验，再加上Wordie house里屡有不请自来的海豹作客，这些神秘故事流传甚广，也就不出意料。

墙上有英文的简介，介绍Wordie house的历史。1934年，英国探险队在南极考察时建立了这个小站，但随着当次考察活动的结束，Wordie house也被关闭。据说三十年代的房屋完全被海水摧毁，直到1947年才被重建，主要进行气象研究，“大不列颠王室领土”的木牌也是这年竖立起来的。七年之后，科考站被挪到附近的Galindez岛，这里也不再有常规科学活动，而被作为历史遗迹保留下来。

Monika在壁炉边和我们聊天，说起现在的南极条约，以及阿根廷所宣称的属于他们的南极领土（正对阿根廷、包括南极半岛在内、以南极点为中心张角五十来度的一扇土地），她笑嘻嘻地说：“没人承认他们，但是，嘿，哪个国家对南极不眼馋？就拿我的国家——德国——来说吧，他们知道南极每一处的宝藏！如果一旦出现机会，这些国家立刻会对南极的土地进行争夺的。”Monika做了个夸张的表情，讲起自己的亲身经历，几年前，一队德国考察者邀请她上船共赴南极进行考察——因为她父亲曾与他们共事，“我问他们：‘你们去南极干什么？’ ‘研究企鹅的生活习性！’ ‘那你们有多少生物学家？’ ”Monika眨眨眼睛，竖起了两个手指。“‘两个生物学家？！那剩下五十多口人是干什么的？’ 你猜他们怎么说？‘地质学家！’ 得，地质学家，你们当然是来研究企鹅的！”

听完Monika侃大山，走到壁炉对面的窗子面前，透过玻璃窗往外看，我们的同伴们穿着鲜艳的衣服三三两两地站在雪上，有人打起了雪仗。一面想象着过去的科考人员从这扇窗户看出去时是怎样的景象，我一面下意识地从书桌上捡起一本书。书名表明这是一本南极食谱，我随手一翻，正是第四章开头，名为“海豹”：“海豹肉，就像鸬鹚肉一样，只要你花点心思，就可以被烹饪得既营养又美味。刚开始，它富有特点的强烈气味很可能让人却步。要想让它变得可口，这种气味可以——也必须——被摧毁。”接下来作者开始叙述如何捕杀死豹，以及怎样处理脏器——作者特别提到，杀海豹时应该避免损伤大脑，“一个特别棘手的部位，而我将在稍后详细阐述如何处理。”作者建议食用年幼的海豹，并且特别提醒读者年长海豹可能体味格外浓重，需要特殊处理。处理方法叫做“blanche”，我不认识这个词，往下一看——“将材料放置于装着冷水的锅里，煮至沸腾”，原来就是紧血水！写到企鹅时，作者坦陈：“我对吃掉这些动物并不热衷，这个念头甚至让我心碎。”

这本书煞有介事的语气，配上绝不乏味的内容，令人爱不释手。回来之后，我屡次想念这本奇书，只恨当时为什么只照下来这可怜巴巴的一页的内容，完全值得全书翻拍嘛（如果不是干脆偷偷摸摸带走的话）。。。。

其实书桌上主要的物件是一本留言簿，我翻了翻，上面的语言真是五花八门，包括不少中文的留言——去年12月，还有几位江苏人来这儿呢。我也简单写了两句，其实南极经历如此多样而美妙，真是不知道怎样下笔才好。

从Wordie house出来，我们爬上科考站后面的小山，从山上往下看，Wordie house变得小小的。附近的好几处海湾像是被冰封住了，把一小撮淡蓝色的冰山也一起冻在里头。山上风非常大，吹得人摇摇摆摆。

接下来皮艇接我们去附近的乌克兰科考站，Vernadsky station。科考站前面不出意外地竖着从此处到世界各地的距离牌，但是很多地名都是俄语的，看得我一头雾水。

这里本来是英国科考站Faraday station，但九十年代以后重要性逐渐减低，不过，若想将这所考察站撤出南极，则意味着必须把所有建筑、用具以及人类的任何痕迹从南极表面消除，而工程浩大的消除工程则必将花费大量金钱，1996年，英国终于以一英镑的价格将这座科考站转让给一直在寻找合适科考地址的乌克兰，是双赢的好事儿。这座科考站里进行的科学研究中最出名的是关于臭氧的研究——1984年，就是这里的英国科学家第一次发现了地球上空的臭氧层空洞。乌克兰接手之后，把这项重要的研究也接着做了下去。

在Vernadsky，有位乌克兰的科学家带我们参观了一番。这人有四十来岁，英文还算流利，但是他实在是一个太过典型的科学家——书呆子气、爱用术语、讲话没背景没重点，罗列了一大堆事实，缺乏趣味性，而且，声音小，没有任何的eye contact——我突然发现自己真是在美国呆的太久，已经能敏感地捕捉到这一点，并且觉得不适了。我们一行本来有十来人，到后来走散了大半，那位纽约来的、在维多利亚的秘密工作的David，早就对墙上的坐标图失去兴趣，和老婆不知道逛到哪个角落里去了。我本着科学从事人员对里另一个科学从事人员的尊敬，还是从头到尾跟着听完了，还问了几个问题——虽然并没有得到什么有意义的回答。其中一个关于臭氧测量方法的问题，甚至还是Danny帮着回答的，可能乌克兰科学家根本就没有听懂我过于外行的问题吧！

科学站里设有健身房，里面排着不少滑雪板——在南极，要去很多地方，还是滑雪去比走着去容易得多。LP里说，这里甚至还刚建了个桑拿浴室，不过我们无缘得见。Vernadsky最出名的，还是号称南极独一家的酒吧！这个原木装饰的酒吧，在灯光照耀下散发出暖洋洋的奢靡气氛，在任何地方看起来也不逊色，何况是在南极——据说，这是考察站里一些“本该完成其他工作”的木工修建的。早在英国时代，这个酒吧就以自酿的伏特加而名扬南极圈内外，曾经游客们还能在酒吧尝到这种伏特加，享受在南极买醉的经历，拥有回去吹破牛皮的资本。可惜，现在这里已经不再出售伏特加了，当然这并不防止船上的游客在吧台前后扎堆，摆出各种造型。

如果背景里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你的目光的话，不错，那是一只硕大的胸罩。拉近看看，各种胸罩数量还不少。

最初是谁、为了什么、开始搜集女人的胸罩已经很难知晓，但任何在地球尽头工作的人进行任何独特的收藏活动似乎都顺理成章，甚至，据LP介绍，经常有游客慷慨捐献，为这一收藏不断壮大尽一己之力。事实上，在我们回到船上之后，大家集体惋惜不能喝到南极出产的伏特加时，August开玩笑说：“也许留下胸罩就可以了。”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一个英国女孩气得一跳三丈高。

向南方（阿根廷和南极游记·7·“总比上一次更好”）

天气越变越糟，到达Paradise bay的时候，山腰往上又开始被迷雾笼罩，但是导游安慰我们，南极宜雨宜晴，而且阴天的时候，冰川的蓝色才特别显。

船还没靠岸，就能远远地看到岸边的石壁上点缀着几幢红色的小屋子，这是阿根廷的科考站，名叫Almirante Brown Base，这个科考站修建于50年代，在1984年毁于一场大火——据LP介绍，考察站中的一位医生因为“不想在南极度过冬天”而点着了整个科考站！后来，这名医生回到阿根廷，继续在各处他的纵火活动，终于被送进精神病院。当然是他本来就有精神疾病，还是南极漫长的冬天让他发了疯，不得而知——从前远航南极的船员中，在极夜里发疯的事情也屡有发生。我后来用“Antarctica expedition”和“psychological problem”搜索，居然还跳出来一篇NASA研究者发表的的meta-analysis，旨在研究南极考察史中人类所经历的精神问题，为远航太空提供借鉴意义。历史记录足够做“meta-analysis”，实在不容忽视，扯远了，不管怎么说，Brown base科考站后来被部分恢复，但不再常年开放，只有夏天才有人居住。

科考站红房子屋顶都涂成蓝白蓝的条纹，当然是阿根廷国旗的图案——南极的颜色本来就是蓝白二色占了主导，房子的红墙壁格外鲜艳，这红蓝白三色放在一起，再相衬不过。不少浮冰静静地漂在因为天阴而变得阴沉的水面上，岸上不知为什么堆了一堆冰块，也许是被海水送上来的，显然已经有了日子，上面薄薄地盖了一层白雪，看起来像某种好吃的甜点。阿根廷是个天主教国家，科考站外修了个石砌的神龛，里面供着个小雕像，玻璃毛乎乎地看不清，但应该是是圣玛丽，雕像前还有人献了各色的花。

下午的活动有两项，一是上岸，另一项则是去看冰川脚——冰山诞生的地方。我们被分成两拨，一拨先上岸，再看冰川，另一拨则反过来。但无论是哪项活动，都要照例坐Zodiac离船。我们排成一排站在甲板上等待时，只见Monika站在皮艇上乘风而来，英姿飒爽，令我好生羡慕。

 

我们是先上岸的那一拨，下了船，就由导游带着往山上走。这岛虽然不高，山坡却颇陡，上面覆满白雪，往上走的人逐渐缩小成线条画一样的图像。山脊上给前人踩出一条路，但是被踩实的雪道很滑，我还是情愿在道边的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上爬，虽然抬脚累些，起码不用担心摔倒后滚下山去。每次冬天下雪，我最喜欢踩在新雪里，享受松软的雪末在脚下被踏实的感觉。在人烟稀少的南极，我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没人踩过的雪，立刻觉得无比奢侈，真想躺在雪地里打几个滚。

登上山顶，顿时将周遭一切尽收眼底。Paradise bay风平浪静，水面像一匹平整的缎面，微微地皱着，抹开了雪山的倒影。远处各种形态的冰山散落在水面，科考站点缀在大陆向海洋伸出的臂膀最尖端，远处是Ushuaia号，似乎凝止在黑色的海面。离我们脚底岸边最近的一块浮冰格外美丽，浅浅没在水面下的部分，形成小小的、碧玉般的绿色港湾。

造个型!

下山比上山快乐得多。虽然导游告诫我们山坡很陡，但不少人义无反顾地坐在地上开始往下滑——其实已经有人滑出一条滑梯一样的光溜溜的通道。荷兰的几个小哥为了增加初速度，助跑向前狂奔，张牙舞爪地合身摔在雪里，嗷嗷叫着，连滚带爬地下了山。大家被他们感染，都像变回了小孩子，一边大笑，一边自己也做好了滑滑梯的姿势。我最开始还有点胆小，生怕滑得太快了，一直用双手撑地，试图降低速度，到后来我就只嫌太慢，双手的功能成了加速器，口中还喔喔有声，简直开心极了。

从山上下来之后，在科考站外看到一个小小的gentoo企鹅群落。这时天上飘起雪花，不少企鹅对着石壁严肃地换毛。从绒毛上判断，能找出几只还没经过鹅生第一个冬天的小企鹅，但是经过好几个月的精心喂养，体型已经直逼父母而去，不复小毛球的可爱了。有几个半大小子还从母亲嘴里掏食吃，让我莫名惊诧了一番。

几只zodiac登陆，接我们去另一处岸边看冰川。越往冰川走，海面的小浮冰就越多，到了冰川脚下，浮冰终于几乎布满整个黑色的海面。冰川脚从陆上山坡延展到水里，经过一夏的融化，已经相当支离破碎。过去的几个月里，数不清的冰山从这里诞生、离开、漂向远方。驾驶zodiac的Paul停掉动力，小艇安静地划过水面，水波轻柔地推开浮冰。也许是幻觉，我似乎能听到冰川断裂的声音。

Paul接到其他船员的消息，说刚刚在这片海域发现了抹香鲸（Sperm whale）。我们到达传说中的地点后，等了不久，果然看到两三条鲸鱼在水面上安静地露出脊背和尾巴，沉没下去之后，又在远处再度浮起。但它们显然没有靠近我们的意愿，很快就游得不见踪影。Paul又带我们去看海豹——一大块浮冰上相安无事地躺着一只豹斑海豹（leopard seal）和一只威德尔海豹（Weddell seal）。豹斑海豹对我们毫无兴趣，一直拿脊背冲着我们，倒是威德尔海豹比较配合，抬起头来看看，又舒服地眯着眼睛躺下去，翻个身，大大咧咧地把生殖器排泄孔全都暴露出来供人赏鉴。。。。

某人在浮冰中发现了异常——在颜色深深浅浅的白色冰块里，有一枚冰块显得与众不同，从水面看过去似乎是个小小的黑洞，仔细看才发现是因为这块冰非常透明。他问Paul（下面照片中举着冰带着护镜、酷得人神共怒的家伙）那是什么，Paul说它叫做黑冰，是冰川里非常非常古老的部分。这些冰诞生在在数千年甚至上万年前，在漫长的岁月里慢慢被埋在冰川内部，冰川的重量成年累月地压着它，终于把冰里的气泡全部赶跑，所以它看起来格外纯净透明。后来Paul发现了一块特别大的黑冰，专门把船靠过去，费劲力气打捞上来。这块黑冰的表面有规则的平滑突起，看起来像榴莲一样。Paul得意地说：“喝威士忌最好了！”还以为他说笑，第二天晚上，吧台上果然出现了大块黑冰，碎冰块放在小罐子里供酒客自取。我虽然只喝了个黑啤，也夹了好几块放在杯中——几千年前的冰下酒，想想这口感就不一样！

吧台后穿红衣服的苦瓜脸就是Hugo小哥。

天色渐暗，我们沿着海岸慢慢开回去。雪越下越大，模糊了岩壁，却依然可以看到壁上斑驳的色彩，红色和黄色自然是地衣，绿色的不是油漆，而是二价铜的沉积。大批的蓝眼鸬鹚在这里做窝，鸟粪把岩石染得一片灰黄。此时雪大，它们也都回了栖息地，黑黑白白地点缀在高高的石壁上。我抬着头看鸟，大片大片的雪花飘落下来，此时无风，雪花飘得格外轻缓，明明船在动，身边的人在指指点点地说笑，我却突然觉得四下无声，好像一部默片。想起导游的话，其实南极真的宜雨宜晴，无论什么时候，总是充满了新奇和惊喜。荷兰小哥突然认真地对Paul说：“谢谢你带我们看了这么多东西，这是一生一次的经历。真是难以想象，这两天每次行程都总比上一次更好。”同船的我们都连连点头。

不过，也有小小倒退：回到船上，大家排起长队喝热可可加朗姆酒，排了一半，前头的人转过来说：“朗姆酒没了，可可还有。”后面的我们一片哀叹，俄罗斯人干脆悻然离队：“我可不是为了巧克力来排队的！”

向南方（阿根廷和南极游记·6·蓝与白）

在南极的第一个夜晚，在我们的睡梦里，Ushuaia号又往南行了一百海里。早上大早，我被广播叫醒的时候，迷迷糊糊地往舷窗外面一看，像个大晴天——后来船上所遇到的一对北京夫妇中那个女孩问我，看到太阳怎么不起来给“金山”拍照，她怎么知道，嗜睡如命的我，一看天气不错，心里放下一块大石，不由分说就倒下继续睡觉了。

这个早上，我俩又错过了早饭。

今天上午我们没有登陆计划，而是乘坐Zodiac去看几处捕鲸船遗迹，以及领略海上风光。起床后，船已经离今天上午的目的地——Foyn Harber很近，速度降得很慢很慢。我走上甲板，蓝天上飘着大块的云朵，阳光明明暗暗地照在岸上的雪山上。这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真的是身处南极的冰雪世界——那雪厚得像一堵墙，白得看不到一点污渍，细腻得让加勒比最负盛名的白沙滩也相形见拙。眼目所及，几乎所有的陆地表面都铺着厚厚的雪，只有陡峭的地方，雪积不住，才露出黑色的岩石。

听到船底一阵卡卡哒哒的声音，知道船放锚了，大家都赶忙穿好登陆的衣服，戴上救生衣，在甲板上排起队。船上六只Zodiac被逐一吊下水面，我们排在队尾，看前面几艘小艇风驰电掣一般离开游船向冰山驶去，后面拖着长长的白色浪花。

海面漂浮着巨大的冰山，虽然在南极的夏末，冰山已经缩小了不少，但靠近了看，依然是难以想象的庞然大物。导游说许多冰山可以存在好几年，能在海上随波逐流，漂过很远的距离。冰山表面有奇特的小坑，似乎是融化过程中形成的。很多冰山的中心部分融化得厉害，只剩下周围两三处突起挺立在海面上，但海面下的部分还是一整块浮冰，清澈的海水在浮冰上折射出清浅的蓝绿色，美丽得难以形容。

冰山都是由陆地上的冰川脚融化、脱离后形成的，现在温度高，许多冰川都在慢慢碎裂，缝隙里透着淡淡的冰川蓝。

虽然冰川蓝让人迷失，但冰雪本身的层次和纹路也非常美丽。

Foyn Harbor是南极半岛位于Nansen island和Enterprise island之间的一处港湾，港湾里停泊着一艘废弃的捕鲸加工船。当年的捕鲸者，在将鲸鱼捕杀之后，就把它们运上这种加工船，在船板上切下鲸油以及有用的鲸鱼肉，并且进一步对鲸油进行提炼和加工，整个是一艘海上的移动工厂。Foyn Harbor里的船，Governoren，来自挪威，1915年1月，当她结束当季的捕鲸作业后，船员在船舱里尽情庆祝，不料引发了火灾。船长立刻就近靠岸弃船，疏散船员，97年之后，当年失火的沉船吸引了南极的游客，成为游船常常光顾的地点。

附近的海滩上也常见破碎的木船，也是当年捕鲸留下的遗迹。我眼尖看见岸边有个小小的十字架，问导游那是什么，被告知那不是什么十字架，而是当年栓船的桩子。等我们靠近些，才看见铁桩上还拖着铁链，经年风雨之后锈迹斑斑，连岩石都染成了铁锈红。

远远看到加工船边上竖着桅杆，还以为也是遗迹的一部分，导游解释说那属于另一艘游船，也许是私人驾驶的。等我们靠近，捕鲸船边上确实停了艘规模不大的帆船，蓝色船身，和锈蚀的旧船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里海鸟不少，岩石上栖息着一群蓝眼鸬鹚（blue eyed shag），这种海鸟的眼睛下方、鼻孔附近长着鲜明的橘黄色突起，非常惹眼。我们还在一个高高的小岛上发现一只孤零零的gentoo企鹅，探头探脑地走在雪地上。

一个多小时的Zodiac cruise飞快地过去，我们又回到船上。吃完午饭我们就去船长室扒着窗舷看风景，看到两头驼背鲸在船头不远处喷水、展示脑袋、脊背和尾巴，甚至慷慨地跳出水面。不过隔得太远，相机也不给力，除了鲸鱼影影绰绰的脑袋，没有留下什么清楚的照片。

船继续南行，天上的云越聚越多，狭长南极半岛一向以天气变幻莫测著称，前一刻大晴天，转眼就能变脸。下午还要去名为天堂湾（Paradise bay）的地方，而且将会是我们的第一次大陆登陆（continental landing），会是什么样的情况，能否尽兴，实在令人担心。

向南方（阿根廷和南极游记·5·第一次登陆）

在船上的第三天早晨七点半，被广播里的音乐吵醒，半梦半醒之间，听到导游Agustin颇为好听的声音从喇叭里传来：“Morning, good morning, Antarcticans.” 我陡然清醒过来，那个“Antarcticans”简直是说不出的动听。Agustin接着说，今天凌晨四点，Ushuaia号已经跨过了南极辐合带（Antarctic convergence）。Antarctic convergence是环绕南极洲的一条重要海洋分界线，它并不平滑，弯弯曲曲地延伸在南纬50度到60度之间。在这里，来自南方的寒冷海水与来自北方的温暖海水相遇，冷水沉入温水下面，但两股水流之间形成天然的隔离带，两边的海洋无论是温度、盐分还是活跃其中的生物物种都截然不同，所以我们现在是身处真正的南极洋面上了！这个念头让我顿时激动不已，再也无意赖床，赶紧跳下了地。

吃过颇为丰富的早餐，上午的讲座又开始了。第一个讲座是历史学家Monika向我们介绍南极捕鲸的历史。在所有的讲座人里，我最喜欢的就是Monika，她在德国出生长大，但现在住在阿根廷。Monika特别风趣幽默，什么故事都能给她讲得妙趣横生，她的幻灯片里还包括了很多历史照片与图画。其中一幅照片里，一头鲸鱼像小山一样摊在船板上，提取鲸油的工人踩着梯子爬上鲸鱼的躯体，用刀把厚厚的鲸油切割下来，那种视觉的震撼感，实在是难以言喻。这些鲸油被运往欧洲和美国，主要用作点灯的燃油，直到煤油灯出现之后，捕鲸业才慢慢衰落下来。

第二个讲座本来是有关南极的冰，可是到了十点半，广播里面突然宣布说改成向大家介绍登陆的注意事项——果然如Hugo所说，我们幸运地赶上了好天气，只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跨过了Drake passage。Agustin和Danny告诉我们，午饭之后我们就可能进行第一次登陆，不知道别人怎样，我心里是瞬间噼里啪啦地开了花。登陆时要乘坐皮艇——Zodiac，是一种能坐十二人的椭圆形的小船，由五个充气气囊围成船沿，哪怕破上一个，也能安全地浮在水面上。Zodiac有动力，开起来虎虎生风，时速能达到五十海哩每小时，非常有乘风破浪的快感。除了讲解上下Zodiac的方法，Agustin还提醒大家一定要穿够衣服——“第一次登陆，一定会觉得冷的，我们建议你能穿多少穿多少”。

讲座结束，我开始望眼欲穿地盼望登陆的一刻到来，可是午饭之后天气开始变坏，海面上雾气蒙蒙，能见度非常低，而且开始飘起小雨。我心急地想知道船究竟行到哪里，一个意大利人掏出手机，声称自己装有GPS的app，查到了当地的经纬度——已经在南纬62度左右。我们翻出地图，看起来离South Shetland island已经不远，只是透过迷雾，什么也看不清楚。

到了下午两三点的样子，终于有人高喊一声：“陆地！”，几乎所有人都奔上了甲板。果然在远处影影绰绰地有了些黑影，我看到的第一个岛屿像一座高墙横亘在海面上，墙头没在云雾里，非常不真实。船继续前行，更多的岛屿出现在视野之中，大多数都显得十分奇突，似乎是从海面突然升起的陡峭山体，白浪拍打着黑色的岩石，在这南大洋上的迷雾之中看来，格外有世界尽头的诡异感。慢慢地岛屿靠近，可以看到岛上山腰上斑驳白雪，洋面上开始出现漂浮的小冰山，在阴黑的天空下，像梦一样蓝。这是南极半岛西北边的South Shetland群岛，我们的第一站。

虽然比起以后的照片，这个下午天暗雾大里模模糊糊的照片实在不算好，但作为我对南极的第一瞥，说什么也要珍而重之地放在这里。

船上实行open door policy，游客可以随时到驾驶舱观看船长开船，或者享受最高层的窗口外一览无遗的风景，而且窗口边配有望远镜，非常方便。我在驾驶室里勾留了半个下午，只有三五个其他游客，但自从看到了陆地，大家都蜂拥而至，兴奋地指指点点。照相机快门的声音响个不停——几天之后，当我们见惯了美丽而庞大的冰山之后，再回想起来对着第一座迷你冰山狂热拍照的时刻，简直要觉得难为情了。不过船上的工作人员显然很理解我们的这种热情，甚至后来还向第一位看到冰山的女士赠送了一瓶红酒作为礼物。

也许是因为雾，我们的船迟迟没有靠岸，直到下午四点，我都要以为登陆计划会被取消的时候，船才开始向半月岛（Half moon island）靠近。半月岛位于南纬62度，背靠Livingston Island，面积只有51公顷，是South Shetland Island里极小的一个。顾名思义，它状如一牙新月或一弯鱼钩，新月的一端上建着一个规模不大的阿根廷科考站，Camara Base。

船员放下Zodiac，前去探路，为登陆做准备。

登陆的地方在新月腹地，海滩上全是黑色的卵石，离海近的地方，有一弯红色，到了岸上才发现这都是红色的海藻，散布在亮亮的黑石头上，非常醒目。岛上的冰川有些脏相，不如后来在南极更深处看到的那样洁白，附近有火山活动，上面黑色的印子，应该是火山灰。

 

登陆后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是海滩上一艘捕鲸年代留下的破旧木船，船身边有几只海狼（fur seal），。倒退一个世纪，不知道有多少类似的船只航行在南极附近，猎杀海狼，获取毛皮。连行内人自己都承认这是一项残忍并充满浪费的行业——因为海狼数量众多，又无需节省弹药，许多猎手毫无节制地开枪，根本不考虑伤杀之后，究竟有多少猎物能被他们真正弄到船上。许多海狼在水中被击中，最终溺死，沉入海底。虽然年幼海狼的毛皮没有市场，并不是猎杀对象，但因为成年海浪死伤无数，大量幼崽也最终死于饥饿。当然这一切现在终于成为历史，这几头海狼悠闲自得地在岸边栖息，抬起头颇为好奇地向我们打量过来，有几只还张开大嘴打起了呵欠。

岛上有两种企鹅，gentoo和chinstrap。Gentoo是此次南极之行我们见到数量最多的企鹅，它们个头不大，成年后也只有四五十厘米高，像所有企鹅一样，它们白腹黑背，活像穿了燕尾服。漂亮的是红色的嘴壳与一双爪子，以及眼睛后面的白斑。不出意外，企鹅们走起路来摇摇摆摆，有时候仿佛嫌自己走得太慢，干脆肚皮贴地在雪上滑行，不过在海里它们是相当灵巧的水禽，可以迅速地游动，并且敏捷地跳出水面。

另一种企鹅chinstrap除了一双粉色的爪子，浑身上下只有黑白两色，下巴上的一条黑线是独有的标志。

正值企鹅换毛，据说换毛时，许多企鹅不吃不喝，找块避风的岩石，做面壁思过状一站就是好几天。岛上本来就有泥灰，再加上企鹅粪便的味道实在难以忽视，同去的纽约人David对一群面壁企鹅观察了一阵，大发感叹：“在这样的地方呆着换毛，看起来可不是什么舒服的事情。”

南极看起来不是覆满冰雪，就是充满光秃秃的岩石，但实际上这里确实有许多植物生活在这里——岩石上颜色鲜艳的地衣，只是350种地衣里的一小部分代表而已。而更加奇妙的是岛上粉红色的雪，最开始我还以为是企鹅的粪便，后来经过Danny的解释才知道这种粉红色来自于生活在冰雪中的藻类，而这种藻类，是南极生物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们是磷虾的主要食物之一。当然在我们这些游客看来，大片粉红色的雪原衬着黑色的卵石和背后淡蓝色的冰川，再加上上面星星点点对我们熟视无睹的企鹅，似乎是海角天涯的南极所能提供的最奇异也最恰如其分的景色。

回到船上，工作人员给我们准备了热可可，加点朗姆酒，非常贴心。

第一次登陆之后的晚上，大厅里果然不再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写游记。过了十点，还是热闹非凡，六个荷兰人围着小桌子又说又笑，独自出游的俄罗斯小伙子与两个意大利人聊得火热，两个结伴出行的奥地利老头和新朋友德国人一起坐在了吧台边——此后几天里，他们每天都在午饭后就守着吧台等待开张，一杯接着一杯地喝酒，兴高采烈，直到深夜才回舱房。

向南方（阿根廷与南极游记·4·出航）

上船的那天早上醒来，雨还没有停，显然是下了整夜。我们吃了旅馆提供的早饭，又消磨时间直到中午，才准备出门——下午六点起航，四点才开始上船，上船前还有不少时间要打发。我们先把行李放在旅行社的办公室，出门吃了午饭。我惦记着给相机买锂电池，哪知道今天是周日，小城里的商店十之八九都不开门，冒雨东奔西跑找了半天，才找到一家卖充电电池的地方，虽然不怎么理想，但也只能将就。这么一番折腾，转眼就到了三点半，我俩背着包拖着箱子赶到码头，一眼就看见Ushuaia号停在岸边，海边风大，海鸟绕着船头飞翔，海蓝与白色的船身，船头驾驶室上方一抹亮红色，远远看过去格外神气。我顿时被激动击中心坎，每走一步都像踏在风火轮上。栈桥另一边还停着一红一白两艘船，红色的Expedition和白色的俄国科考船，它们也是今天起航去南极，后来几天的航程里，我们不时在南极的水域里与它们相伴左右。

船上的工作人员已经在码头等待，把我们的行李标好号，统一送去舱房。我们本来买的是位于船身最底部最便宜的的舱位，结果被升级到有舷窗的房间，虽然只是直径半米的一个小圆窗，总是强过闷罐舱。再加上小小的双人间里安置着一张上下床，一下勾起我对大学宿舍的回忆，更是意外之喜。我见状一声欢呼，抢先占了上铺。

呃，这是两三天以后摆拍的。。。。

匆匆视察过房间，就被广播叫上了楼。这艘船一共五层，两层在船肚子里，三层在上。主甲板上的那一层设有餐厅、小会议室，吧台和一个宽敞的大厅。大厅里放着舒适的深蓝色沙发——后来的九天里，这个大厅成为我最常呆的地方，只要不是深夜睡觉，或者登陆上岸，我几乎都在这里坐着聊天、看景、处理照片、或者仅仅是喝茶发呆。此时绝大多数游客已经上船，大厅里开起了起航爬梯，八十多人把厅里塞得满满当当，人人面上都是按捺不住地兴奋神色。侍者托盘送来香槟，吧台上摆满各式小吃和点心，船长、大副、导游和随船的科学家们分别出来和大家见面，个个赢得满堂掌声。

不知道什么时候船已经悄悄离港，我连忙跑上二楼的甲板，这时大家都发现开船了，争相跑出船舱，聚在船尾目送Ushuaia慢慢远去。昨天城里下雨，山上则在下雪，城后的几座山峰都一夜白头，雪线直下到针叶林带。这时雨停了，夕阳从云层里透出来，照在山脚的草地上，是暖黄的一片光。我转到船头，云头虽然压得低，海天相接的地方却裂开一条缝，海面颇为平静，船头的旗帜在阳光里猎猎招展，两个船员悠闲地工作着，似乎很难想象我们直奔地球尽头的大陆而去。

从这里，我们的船驶入了狭长的Beagle channel，要一直到后半夜才会离开这道海峡，进入开放的海域——隔在南美最南端与南极大陆之间、宽一千公里、以风急浪大著称的Drake Passage。广播里，工作人员叮嘱大家在睡前就把行李固定放好，防止物件在船身颠簸时到处乱滚。我们俩买了贴在耳朵后面的防晕船贴，这会儿赶忙翻出来贴上。

晚饭前进行了逃生训练，这条船上八十多名乘客，再加上船员，一共配了两条橘红色的救生艇。救生艇有动力，而且带有四天的水和食物，一旦有紧急情况需要上了艇，第一天大家都不吃不喝，从第二天开始按配给分配食物和水，希望能在五天之中顺利逃生。训练后去餐厅吃饭，是沙拉和海鲜意面，味道不坏。晚饭后放映了一部美国国家地理的有关杀人鲸的纪录片。看完电影，大家因为害怕晕船，都乖乖回舱休息，刚过十点，大厅里就变得空空荡荡。可是我毫无睡意，实在不愿回舱挺尸，自恃不怎么晕船，带电脑去大厅里整理阿根廷的照片，并写游记。过了十一点，我去吧台要了杯阿根廷的Quilmes啤酒，坐在高脚椅上和侍应生小哥Hugo聊天。

Hugo是智利人，戴一幅黑框眼镜，性格安静，不苟言笑，长得也有点书呆子气。他告诉我第一天晚上总是这么冷清，越到后来大厅里就越热闹（事实证明他说得再对没有）。我向他询问天气状况，他说预报的天气看起来很不错，如果一切顺利，我们甚至在第三天下午就能到达South Shetland Island，南极半岛西北边的一片群岛，是从Drake Passage进入南极所遇到的第一片可登陆的地方，听得我心花怒放。Hugo以前在度假村工作，三年前才开始在南极游船上干活，我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份工，他给出的答案让我大跌眼镜：“我接到一笔大账单。这份工作一做五个月，几乎不用下船，光挣工资，没处花钱，是攒钱的最好方式！”

喝了一听啤酒，刚好有点微醺，趁着这点睡意，和Hugo道了晚安，回船舱睡觉。躺在床上，随着船身轻轻晃荡，简直是最好的催眠术，我很快睡着，夜里一点都没有惊醒。第二天早上揉着眼睛坐起来的时候，舷窗外已经是一片亮光，我们早就身处开阔的洋面上了。

因为睡得太好，我们俩错过了早饭，到大厅里倒了咖啡，吃了些自己带的点心，广播里就开始鼓励大家去听讲座——南极游船几乎都会随船带讲座者，介绍南极的地理、自然、生物与探索历史等主题。我们船上除了两位导游，还有一位历史学家Monika，一位生物学家Andrea和一位地理学家Dany。他们都是大学教授，平时做研究发文章申请经费一点不含糊，还能时不时来趟南极，让我十分羡慕，直念叨当年怎么不趁着UCSD有全美顶尖的海洋学院，去学个海洋生物——当然即便学了这个，多半日常工作还是在离南极十万八千里的实验室里举枪上样，不过这么倒胃口的念头，在那会儿当然不必深究。今天因为全天都在船上，一共有三个讲座，分别是南极概况、南极的鸟类以及南极的地貌。讲座都分别有英语和西班牙语两个版本，在不同的房间里进行。因为船行走得平稳，听讲座的人坐了满堂。

下午阳光晴好，Andrea带着大家在甲板上看鸟，有几只信天翁一直跟着船飞。信天翁是翅展最宽的鸟类，大的能达到三米，有一只黑翅白身的跟了我们好久。Andrea后来解释说，信天翁喜欢跟着船飞，一是借船行时的气流省力，另外则可能是因为它们把我们当做了渔船，希望能拣点免费晚餐。不过信天翁白天只顾飞翔，要等到晚上食物浮上海面，才开始捕食。

到这里，海水已经蓝得难以形容。并非没有见过其他地方的海洋，但这片南方的海水是我见过最纯净深邃的墨蓝色，船身破水时漾起牛奶白的细腻泡沫，散开来时透着淡淡的天蓝。

因为温度低，一点海水的味道也闻不到，但海风不由分说地迎面扑来，强烈时能吹得人意志涣散。阳光格外强烈，海面上跳动着千万点银光，视野所及之处，除了海水与徘徊的海鸟，没有任何可以辨识的物体。我从未身处如此浩瀚的海洋之中，似乎稍微凝神一回，就会产生幻像与格外渺小孤独的感觉。不由得想到探险时代的航海家，也曾在阳光下，或风暴中航行于这片充满未知的海域，他们并不知道在地球的另一端，是否有一块大陆，他们甚至猜想也许会有人类居住在南极，以至于船上常常配备有人类学家。而他们在经过这片动荡的洋面向南方破浪而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是充满征服的快感，还是抵不住无望的恐惧，对于百年后我们这些幸运的游客，都是失落在历史之中、再也无法体会的感受。

夜里从船上图书馆借书，看Scott、Amundsen和Shackleton三人为了率先到达南极点的那场充满意外与悲剧的竞赛，窗外无边的夜色罩在无边的海上，比起飞机上浮光掠影地翻过LP介绍时，心情确实又颇为不同。

向南方（阿根廷与南极游记·3·冰川）

在Ushuaia的第二天，我们计划去爬山。一起床，天色阴沉，小城背后的山脉都带上了厚厚的帽子，昨天清晰可见的Martial冰川也被云雾遮得看不见。但既然没有下雨，也就没有理由取消原定的计划。我们吃了个扎实的早餐，带上点心零食，换上登山鞋，就出发了。

沿着旅馆外的公路一直往上走，路上常有登山者从林间草丛里踩出来的的捷径，很快就走完了最初的几公里。一路上有好几处昂贵的山中别墅，骄傲而安静地立在半山腰上。路边树林渐密，草丛中开着白色黄色的小花，溪水从茂密的林间流出来，淌过大大小小棱角圆润的岩石，与道路左右相伴。一路上有不少木板桥跨过溪水通向林间的土路，LP上说，Ushuaia周围的山里有许多登山道，但是往往缺乏明显的标记，如果没有导游，最好不要冒然离开大路。

这里在冬天是滑雪场，公路的尽头修有一条索道，可以载人上到山腰。我们刚走了不过三四公里的平缓山路，热了身，体力上好，当然不肯坐索道，就沿着索道边陡峭但是宽阔的石子路往上爬。一路上我总忍不住停下来回望——愈往高处走，Ushuaia的轮廓愈清晰，而对面Navarino岛上的雪山并没有被云层盖住，勾勒出一条醒目的天际线。终于爬到索道尽头，往观景台上一站，冷风迎面吹来，疲劳顿消。脚下的Ushuaia像一条大鱼，机场所在的半岛是鱼尾，居民区则是鱼头，这条鱼一头扎进山脚，只把鱼尾巴留在Beagle水道的正中央。

从索道终点还可以继续往上，一直走到冰川脚下。山路沿着溪水前行一段，这里视野开阔，路途平坦，正面山崖上的冰雪填满沟壑，背面云层压得更低，对面岛上的雪峰也消失不见。溪边缓坡上积着薄薄的雪，有人用黑色的石头嵌出自己和别人的名字。

走过有溪水的山谷，道路突然开始变得陡峭，沿着山坡一直向上，而且路面都是碎石子，非常容易摔跤，我们直后悔为什么路上没有捡两根树枝当登山棍。大约是前半段走得轻松，让人放松了警惕，这段不太长的路走得我气喘吁吁，拼命忍住不看前路有多远，只埋头下脚一步一步往上挪，总算到了山坡的半腰。在这里道路往左一转，沿着山腰往前走，路上盖满白雪。路边一位年轻人自称是当地工作人员，警告我们前路危险，不能再走。于是我们在原地休息了一回，合影一张，再吃些点心，就小心翼翼地往下走。路上我们又去了一条分叉的小道，直通最靠近城市的山脉的半山腰，可以俯瞰Ushuaia的全景。山腰有一堆石头，应该是登山者日久天长留下的标记。这里海拔已经高于针叶林带，岩石上爬满了厚厚的苔藓和矮小的灌木。

下山的路总是走得飞快。很快到了索道起点，那里有三个小餐厅，其中一个竖着个粉色的大茶壶作为标牌。我们在大茶壶餐厅落脚，点了咖啡和三明治。餐厅布置得非常精心，粉色与浅绿的桌布，柜台上一溜粉色有花的大铁盒，角落里生了火炉，火炉边两把沙发，架子上堆着十来本书，都是和茶有关。书里有精美的插图，颇有几幅插图里摄有中国的茶点，我喝着咖啡，咬着三明治，默默地对书流了一滩口水。

从山上下到旅馆，我又一个人出去闲逛。这次沿着一条小河往海边走，河水从雪山上流下来，到这里依然冰冷刺骨。河边草地上开着白色的小花。

走了很久很久才到海边，这里的海滩比昨日的更加荒凉，连水鸟和贝壳都很少见到，一条铁丝网围起好大一片土地，西班牙语的告示牌上似乎有军事用地的字样，可是铁丝网里一片荒凉，只有一座小小的单间砖房立在荒草从中。对岸雪岭成行，风大云低，我独自站了一回，缩头缩脑地往城中心的方向走去。

城中心处的海湾里风平浪静，彩色的房子映着雪山的倒影在水中格外清晰，当地人带着孩子在岸边玩耍，是个宁静的下午。沿着海边走到港口的栈桥，一艘艘船看过去，竟然没有一艘是我们明天就要乘坐的Ushuaia号——后来知道，这艘船总是早上7点靠港，下午5点出发，整整五个月的南极旅游季，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

七点钟我俩碰头吃晚饭，坐下来才意识到自己从上午起已经几乎不停不休地走了十个小时，这时外面下起了雨，我们吃罢，只能冒雨走回旅馆，又累又乏。但想到次日就能登船起航，心里还是按捺不住地激动。

向南方（阿根廷与南极游记·2·地球最南端的城市）

旅途里的第一个晚上照例睡不好。我三点多钟醒来，就再也不能入睡。索性卧床聆听窗外的声音，汽车碾过街道，犬吠随性而起，急救车长声啸叫着划破夜空，可这些声音都很稀疏，除此之外，布城安静得实在不像个热闹的大城市——当然后来我知道，这只是因为我们这天住在较为富裕的Palermo社区，这个夜晚完全不是典型的布城之夜。。

五点起床，洗漱之后就去机场。之前听不止一个人说过阿根廷的飞机总是晚点，难得的是我们这班竟然准时起飞。我本来想着要强撑着不睡，好好看看阿根廷南边的美景，上飞机翻出座椅背后的杂志一看，才发现这条航线九成在海上，于是立时昏睡过去。再醒过来时，飞机正掠过火地岛的海岸线，我的睡意立即一扫而空，恨不得两只眼睛都贴在舷窗上，才好看个够。

Ushuaia所处的火地岛被国界线一分两半，西边属于智利，东边属于阿根廷。从东边飞来，先看到荒芜的土地，乍一看去颇似美国西部的大沙漠，但是荒地中又点缀着湖泊。湖水不透明，颜色介于灰蓝和奶绿之间，似乎是冰川湖泊的共有特性。再往岛内飞一阵，开始出现蜿蜒的河流，以及低矮齐平的树丛，像是给大地打了补丁。愈往西，地貌愈复杂，平原变成丘陵，丘陵升高成山脉，山顶开始有了积雪，积雪又变成冰原。很远很远的西方有一簇雪峰浮在云端，该是安第斯山脉的南段。

越过山峰，Ushuaia出现在视野之中。城市依山而建，冰川从山顶直挂下来，填满山谷沟壑，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直通到冰川下。隔着狭长的Beagle海峡，对面的Navarino岛上也是连绵的雪山。机场建在两岛之间的水中央，离市中心不过几千米的距离。

出了机场，出租车沿着之字形的山路一直攀爬，终于把我们放在一家看起来是用原木搭成的小旅馆前。接待处没有人，门上贴着一张纸条，写了一串数字，估计是有事打电话。我们在外面等了一会儿，一个小男孩跑过来，背后跟着一只穿着海蓝色套头衫的长毛瘦狗。他叫来一个基本不会说英文的年轻女人，帮我们开了一间房门，床铺未整，她比比划划地让我们先把行李放进去，等主人回家再说。

安顿下来已经过了午时，我们出去觅食。以前不知从谁的游记上看到Ushuaia是个只有两个街区的极小城市，哪知道它根本不小，人口六万，有家乐福、现代与两田的车行、以及数不清的街道。走了整整四十分钟，才勉强到了所谓的市中区——也是旅游区。阿根廷的东西本来就不便宜，一进入旅游区就更贵的离谱，我们在一家寿司店吃午饭，小小16块寿司居然要一百三十比索！因为四年前买的柯达小相机已经露出快要寿终正寝的迹象，我还专门去街边相机专卖店看了一回价格——好几款小数码的价格几乎是美国打折时的三倍，令人咋舌。只好暗自祈祷“要挺住”，并计划多买几对电池备用。

Ushuaia的街道颇有大多数拉美国家的特色——色彩活泼大胆，墙上常常画着壁画。衬着背后的雪山，再加上它“世界最南端的城市”的称号，显得格外个性鲜明。

午饭后，我把呵欠连天的某人回旅馆睡觉，自己跨上包去闲逛。数百年前，在这片恶劣的苦寒之地生活的Yamana土著人，几乎没有任何蔽体的衣物，于是他们只好到处点起火堆——包括在渔船上——用以取暖，度过严酷的冬季。航海时代中，麦哲伦沿着火地岛与南美大陆之间的海峡经行此处，见到岸上的火光，将它命名为火地岛，而他所经过的海峡，现在也成为麦哲伦海峡。在发现新大陆之后，Yamana人也像拉美的大多数土著一样人口急剧下降，现在已经很难见到。海边有一处显然是人工摆成的石圈阵，中心堆有烧焦的木炭，估计是为了纪念当年的居民。

我沿着城外一条土路漫无目的地走向海峡中心的小岛。经过的汽车扬起漫天尘土，我于是索性走上海滩。海滩对面就是主要港口，而这边也有一个小港口，停泊的大多是私人帆船和小游艇。从这儿看过去，不难理解为什么雪峰下五颜六色的船体和林立的桅杆作为Ushuaia的标志出现在那么多明信片上。

在岸边有不少水鸟，走得近一些它们就成群地振翅而起，呱呱叫着盘旋着飞向远方。离海边最近的一带铺着艳绿的水草，稍远一些是石质的海滩，滩上满是贝壳。沿着海滩往远离栈桥的方向走过去，渐渐连石头都看不见，一只只牡蛎壳层层叠叠地摞在一起，新贝壳是黑色的，磨损得久一点显出深紫浅紫的里子，再磨损多一些，贝壳吻合处泛起润白的珠光。经过牡蛎滩，海岸线往南一折，海滩全由白色贝壳占据。这时天开始阴沉，海水的颜色也变得灰蒙蒙的，白贝壳成了天地间唯一的亮点。海中两排木桩，几只水鸟孤零零地点缀在上面。走了一个多小时，一个人都不见，回头一看，港口的驳船上的起重臂已经缩成两条细细的折线，脚边不知名的白色花儿从荒草从中怒放开来。明知道上万人就在近处对岸熙熙攘攘地生活或旅游，心里也生出一些宇内苍茫海角天涯的错觉。

虽然看似荒凉，实际上海滩上到处是人类留下的遗迹。私人港湾外的海滩上停着早已锈蚀的破船，船头还有Ushuaia的字样，我从船外经过，见到里面还有几个年轻人在船舱里转来转去，也不知道是否这只锈船现在已经成为某种聚会游玩的场所。锈船外不远处红色的硕大浮标被遗弃在乱石堆里，浮标直径有一米长，我能轻易地猫着腰钻进钻出。白色贝壳滩上停着废弃的木船，船底早就穿了，衬着背景的雪山和阴云，有几分遗世而独立的味道。

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海滩转角处的信号塔，几乎从任何方向看过去，都是完美画面里的点睛之笔。我在海滩一再停留，徘徊不去，双手冻得快要失去知觉，到最后不得不往回走时，还是恋恋不舍。

不过，人类的遗迹并不总是令人愉悦。往回走时，脚下的某块草地突然变得触感怪异，往地下一看，脚踩在诡异的黑色“土地”上，横七竖八地布满浅色裂痕，正奇怪间，一堆圆桶闯入视线——地上或立或卧地堆满了圆桶，黑色沥青流了满地。虽然已经慢慢被草丛慢慢侵蚀了边际，这片沥青还是显得格外刺眼，像草地中间的一块丑陋的癞头。

从海滩回到小城中心，天阴，开始下雨。我踱进白墙围绕里的一片墓地——旅途里每到一个城市，我总有去当地墓地看看的习惯，因为喜欢墓地静谧的气氛，更喜欢漫无目的地浏览每一个墓碑，似乎可以对这个地方多一点点了解。而Ushuaia的墓地明确无误地告诉每一个游客：这是一个热爱花儿的城市。虽然别处的墓园里常常可以见到花，但我从没见过这样花团锦簇的景象——几乎每一个墓碑前面都满是颜色鲜艳的花朵。某个小小的嫩绿色的墓碑下，葬着一岁多就夭折的婴儿，墓碑前插满了各种粉色黄色紫色的塑料假花；更多的则是真花，白色的墓墙边上，丛丛簇簇的蔷薇和石竹正抓紧时间盛放。想到Ushuaia是个大半年被冰雪覆盖的城市，这种对花的热爱不但顺理成章，简直令人感动。

从墓园出来，已经不早，但毕竟纬度高，天色还很亮。走回旅馆的路上，经过一个小小的公园，当地的青年成群结队地集结在这里，年轻的情侣趴在草地上窃窃私语，孩子们骑着自行车在水泥地上绕着圈，练习各种骑车技术。过不了几个月，白雪又要覆盖原野和山脉，可是现在，不妨争分夺秒享受这夏末的好天气。

向南方（阿根廷与南极游记·1·初到布宜诺斯艾利斯）

去年三月定好了去南极的游船，当时觉得离真正起程似乎还隔着一光年的距离，然而似乎是转眼之间就已经坐上了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飞机。二月二十二号傍晚七点半从达拉斯上了国际航班，精神好得不像话，总算盼到吃晚饭，两小瓶红酒下肚，终于在午夜时分迷糊过去。某一刻醒来，看到窗外的天际线上深邃的宝石蓝正让位给金红色的晨光，还来不及多感叹两句，就又睡过去。下一次睁开眼，飞机下面已经是大片大片的农田。这里的农田和美国的相似，平坦、宽阔、整齐划一，一看就是机械化的大农场。然而田地上常常出现不规则的水渍一样的图案，水渍中的土地大多放荒了，像是浅浅的水塘干掉的遗迹。一条时隐时现的河流在远方蜿蜒而过。再过一小时，布城就出现在视野之中。它占地极广，毫无疑问是个喧嚣拥挤的首都，Rio Panana河在这里入海，河口处是一片令人目盲的金光。

阿根廷我的旅游名单上并不靠前：我偏爱发展中国家，可是阿根廷在我的标准看来，又过于发达了；我喜欢古代文明，可是它又不具备类似印加或玛雅的历史；当然我热爱登山，而Patagonia是无可争辩的hiker天堂，但若只为爬山，在美国内部也完全可以令我满足。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要去南极，我很可能不会选择阿根廷做旅行目的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直到落地的一刻，也对将要在布城度过的这半天一夜毫无计划。

从机场出来，换了点当地货币（与美元比是4.3:1），坐上出租车前往旅馆。我们定的家庭旅馆在布城的Palermo，是个相对高档的社区。旅馆门面很新，内部布置也颇有品味，墙壁和家具都是鲜艳而不俗丽的大片色斑，后院里旋转楼梯上每一格都摆上了鲜花。迎接我们的工作人员说着流利的英文，和善又热情。

扔下行李，就去街头乱逛。二月底是夏末秋初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走在街头格外惬意。路边有高层住房，街边停着车，人迹却不多，果然有点发达国家的意思。布城街头多的是卖花和水果的小摊，人家的玻窗里常常种着爬藤植物，再加上街道两侧的法国梧桐长得遮天蔽日，是个绿意盎然的城市。

走上Santa Fee大道，人群车辆才密集起来，贝隆夫人的纪念馆离此处不远，我于是决定先踱过去看看。我对阿根廷的历史不甚了解，虽然知道贝隆夫人的名头，却不清楚她的事迹。三层楼的小纪念馆也算是五脏俱全，她生前用过的物品、穿戴过的衣裙鞋帽、以及她与贝隆有关的资料都一一展示出来。好几个展厅里循环播放黑白记录片，记载了她与丈夫生前生后的事迹与荣光。在四十年代末的集会上，贝隆一出现，阳台下群众欢声如海；而五十年代贝隆夫人出殡时，人民夹道相送，默片不着一字，悲恸的气氛似乎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也能闻得到。

从博物馆不难看出她为何如此受到爱戴——一个走偏左路线、关心底层人民利益、重视老人妇女儿童的权利、而且位高权重的美丽女人，又盛年去世，大约不管放到哪里，都会成为大众怀念的对象。但我看得越多，问题也积攒得越多：他们的政策究竟有多大用处？她所带来的，究竟是象征多一些，还是实际好处多一些？人民对他们的怀念，有多少是基于对现实的不满，从而在头脑中想象出一个黄金时代的理想人物作为寄托？而且，贝隆夫妇对阿根廷实行的统治颇有铁腕的色彩，可是博物馆对此只字不提，似乎贝隆们是从头到尾的完美领袖。此外，整个博物馆看下来，在我头脑里，贝隆夫人似乎只是一个鲜明的政治符号。可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有什么的梦想、悲喜、性格、爱好、以及她与贝隆究竟如何相爱结婚？我依然一无所知。

在贝隆夫人纪念馆。

从贝隆夫人博物馆出来，我们去吃午饭。本想去LP推荐的一家实惠的烧烤店，没想到按图索骥找到那里，却发现它早就改头换面，变成一家更为高档的餐馆。我们要了两份烧烤，味道实在平平，量也不多，价格不菲。本地啤酒Quilmes口味清淡，虽然不坏，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总之这顿饭吃下来，我俩都有种失落感。

下午坐地铁去了布城西北角的一个小广场。广场的一边是个有着圆形穹顶的天主教教堂，我们在教堂里的长椅上坐了一阵，享受这宁静的黄昏时光。除却我们，教堂里只有两三个人，他们或坐在长凳上、或埋头站在神龛前，虔诚地画着十字。二楼上，有老老少少七八个人组成的乐队，不知疲倦地演奏了一曲又一曲。教堂外的小公园里鸽子在地上啄食，或者轻捷地穿过天空。长凳上多的是恋爱中的年轻人、闲谈的老人、带着孩子的父亲母亲，以及休憩中的单身旅客。七点多钟，日头还高，穿过树影打在教堂的柱子上。

教堂外面不远，就是布城小小的中国城。去每个城市，有两个地方我几乎一定会去看看——墓地与中国城。这次也不例外。这里的中国城虽然不大，但小超市里的东西也算应有尽有，街边的杂货摊颇有国内十年前的模样，从袜子到电苍蝇拍，包罗万象。我再次注意了一番价格——确实不比美国便宜，有的标价甚至在美国之上。

从中国城出来，我们又坐地铁回到旅店附近。正讨论晚饭吃什么，我俩突然同时发现街边某家饭店贴出的菜式照片颇为诱人，定睛一看，下面标的是中文！中午根本没吃饱，走了大半个下午，早就饿了。熟悉的食物让人怦然心动，于是我们决定：晚饭就是这里了！

这家中国餐馆的老板是一对上海夫妇。据说丈夫本来在政府工作，来阿考察的时候证件被偷，留下来等待补办。等待时“有人”让他留下来看看再说，这一留就是十来年。我对这个版本的故事有点将信将疑，但这并不妨碍我向他们问东问西，更不消说我那碗榨菜肉丝面相当不错，他们自家做的辣椒酱又格外给力，很容易就让我对他们心生好感。

妻子显然比丈夫健谈，但两人都对阿根廷的经济、政治、社会有许多意见需要发表。据他们讲，物价是近两年涨起来的，他们开饭店买原材料，成本越来越贵，税收得重，再加上工人的基本工资一涨再涨，生意不好做。阿根廷工会势力大，是政客竞选时讨好争取的重点对象之一，权权相扣，益发形成回环往复的怪圈。“阿根廷人太懒了，”老板娘说，“上几天班就得歇几天，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动不动就罢工，你还不能把他们怎么样，随时都可以告你。”更让她觉得震惊的是，工人们常常宣称家里人死了，要请假。“哪有这么找借口的！”（我告诉他们，我在美国当助教时，每逢大考，总有学生的祖母祖父们一命归西——谁知道下一学期是不是还要再归几次。）“阿根廷工人光有发达国家的福利，却没有那个素质”老板坐在一边沉默了一阵，做了总结发言。

在他们看来，阿根廷的农业是相当的得天独厚，简直是种什么长什么，可是当地人管理不善，“灌溉系统跟不上，靠天吃饭”。今年先是旱灾，又是涝灾，农业收成也很受影响。这些年世界经济不景气，阿根廷更是走上了下坡路：物价飞涨，货币兑美元一再贬值，比周边的智利和巴西都不如。至于贝隆，“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实施起来问题太多。”目前，整个国家发展停滞，首都城市的基建也落后，大雨后水淹街道，排不出去。“贪污太厉害，钱都不知道进了谁的腰包。”去年大选，前总统夫人继续连任，“能选谁？其他政党都不成气候，完全是陪衬。”此外，“对教育太不重视”是他们另一大抱怨，招来的人往往不会算普通个位数乘法，6×7得把6加7次才能得出结果。“在美国开中餐馆好不好开？要多少本钱？”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这可是问道于盲，我们尽自己所知将大小城市开餐馆的利弊都介绍了几句，老板娘很高兴地对老板说：“他们说在美国开餐馆好！”。

吃过晚饭出来，白天在贝隆夫人纪念馆的见闻与刚才中国夫妻的言谈在脑中纠缠不清。如何既能保证工人合理权利，又能刺激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并且促进小生意小企业的发展，这个精巧的平衡点似乎很难寻找，而且也会因为每个国家与社会的情况而变化。有的国在发展中先走了一步，经济雄厚，或者社会结构相对简单，所面临的问题也许就比较轻微。而像阿根廷这样情况复杂的发展中国家，究竟怎样做才好，实在不是个简单的问题。

搁下无解的大问题不想，出餐馆去小店买了瓶红酒，回旅馆后窝在主人客厅里舒服的大沙发中，看看房主的藏书与图册，酒至微醺，不管身在何处，总是旅行中的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