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October, 2015

October 29, 2015

耶鲁电击实验

by serenq

上周RadioLab重播了一期老节目 The Bad Show (http://www.radiolab.org/story/180092-the-bad-show/),主题是“恶”。这期有三个故事,但我只打算讲第一个:耶鲁电击实验。

耶鲁电击实验大概是心理学史上最著名的实验之一(与之齐名的还有斯坦福监狱实验,也与人性中的“恶”很有关系,有兴趣但不了解的人可以看看)。
耶鲁电击实验的wiki:https://en.wikipedia.org/wiki/Milgram_experiment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wiki: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anford_prison_experiment

1963年,耶鲁心理系教授 Stanley Milgram贴出广告,以四美元一小时的报酬招募年轻男性进行一项“有关记忆”的实验。实验开始时,应招者和另一位”志愿者”抽签决定谁做老师谁做学生,老师和学生分坐在两个房间里,老师给学生出题,学生做错的时候,实验者会让老师按下一个按钮,给学生一记电击。电击从15伏开始,一直增加到450伏。电击强度增加的同时,老师会听到另一间屋里的学生惨叫、敲墙、抱怨心脏受不了、以及最终变得毫无反应。当然,所谓的学生只是演员,实际上抽签时两张纸条上都写着“老师”,而演员学生当然没有在乖乖呆在另一间房间里被电击,所有的惨叫和抱怨都是事先录制好的。

当然,老师们对此一无所知。在电击程度加剧,“学生”反应越来越惨烈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停下询问实验者是否必须进行下去,对学生的人生安全表示担心。然而,在实验者的坚持下,40位被试中有24人一直坚持将实验做完,虽然这些被试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焦虑担心,甚至有人发出歇斯底里的笑声,显然精神上受到了极大困扰。但是,不管如何,他们还是按照要求,在“学生”很可能已经昏倒或死去之后,还对他们进行了数次高达450伏的电击惩罚。

可想而知,这个实验结果一出,简直见者伤心闻者流泪,全人类一片哗然。Milgram认为,他的实验结果表明人类具有强烈的服从性,哪怕在道德底线受到挑战的时候,大多数人也会依从命令,作出令人发指的事情。他的实验结果被广泛用于解释人类史上各种群体暴行,譬如纳粹集中营。

大概反映人性的优秀心理实验,就像反映人性的文学名著一样,不同的人总会有不同的解读。而每个解读都是温故知新的好机会,哪怕不同视角之间只有细微区别,深想进去,总能丰富对人性的认知。

这期节目里采访的澳大利亚心理学家Alexander Haslam就对耶鲁电击实验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这个实验并不表明人类有服从的本性。他指出一个有趣的细节,整个过程中,当被试提出异议,想要终止电击的时候,实验者有四种回应方式,依次为:
Please continue. (请继续)
The experiment requires that you continue. (这实验要求你继续)
It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that you continue. (你得继续实验,这非常重要)
You have no other choice, you must go on. (你别无选择,只能继续)

Haslam指出,虽然大多数被试听到前三条回应时就选择了继续,但一旦实验者作出第四条回应,无一例外的,被试选择了退出。他们指出“我当然有选择,这实验我不做了。”

Haslam认为,这根本不是一个有关服从的实验,因为第四条回应有着最强烈的迫使意味,而被试没有服从这一指令,恰好表明他们并不愿意“服从”。

我并不赞成Haslam的看法。因为第一,这四条指令是依次提出的,如果被试听到前三条就被说服,继续实验的话,根本没有机会听到第四条指令。那些有机会听到第四条指令的人,很可能本身就比其他人更加不愿意继续,所以很难说他们是因为第四条指令才决定放弃。第二,在一个志愿者实验的环境之下,再强烈的指令,也无法与大多数现实情形里的胁迫相提并论——这些志愿者很清楚他们拒绝继续,只不过会意味着实验结束,他们不会被开除,不会被惩罚,不会被威胁,不会交出身家性命。所以,从他们反抗第四条指令这一点,完全不能证明人类不具备服从性。

但是,这却带来一个更加令人心惊的问题:既然在这个情形下,坚持停止实验对被试来说是如此安全容易,完全没有性命危险失业之虞,为什么还有一大半的人选择继续,直到将对方电击得昏迷不醒呢?

Haslam提供了一些有趣的线索:被试在实验结束之后,接受进一步采访时,很多人表示这样的科学实验对于深化人类对记忆的认知非常重要(他们都以为这是一个有关记忆的研究),“值得重复”、“应该继续”。

也就是说,这些志愿者认为,为了人类的发展科学的前进,另一位被试所受的皮肉之苦与自己所受的道德煎熬,都是值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确实不是一个有关服从的实验,它所凸显的,是我们这个物种为了内心认定高大上的目标,愿意牺牲什么——道德,正在此列。

主持人说,意识到这一点真让他背心发冷。我在那一刻沉吟了一下,觉得并不尽然,意识到这一点并不让我觉得人性暗黑,当然也不让我认为人性高贵,实际上人性本身就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它和自然界的所有东西一样,只不过是自然选择与长期进化的客观产物,本身无所谓善恶。实际上,人类能够为了某个认定的目标作出牺牲这件事,并不新鲜——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为了自己的家庭、事业、朋友、信念做出妥协、接受挑战、忍耐困苦,这样的牺牲虽然不如450伏电击来得触目惊心,但它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秒钟不断发生,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我甚至认为,这种牺牲,根本就是人类这样的智慧生物与其他生物的重要区别之一。也许我们真正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社会与环境,会让这种普遍的特质变成群体恶行的根源?或者更进一步,什么样的制度与措施,能够尽量避免这种特质被利用、被扭曲?

我当然没有很好的答案,也不相信对于这个问题,人类会有任何简单直接的答案。但有耶鲁电击实验这样的研究,让更多人清楚地看到人性的角落,思考这些复杂的问题,总是离答案更近一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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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24, 2015

变化如何发生(二)

by serenq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Oregon的一个名叫Silverton的小城。这是个典型的美国西部小城:崇尚个人主义、保守、传统、共和党、人人都是红脖子。但2008年,正是这里选出了美国第一位公开宣称自己是transgender的市长,Stu Rasmussen,令外界大跌眼镜。

Stu是Silverton土生土长的居民,他父亲拥有城里一家电影院。十来岁那年,Stu第一次接触到transgender的概念,他慢慢地意识到,自己正是这样一个人。小城风气保守,大家又彼此相识,于是Stu在一直都呆在柜里。成人后,他继承了父亲的电影院,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他终于决定试探性地做出一些改变。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开始涂指甲油,从他认为中性的蓝色开始,慢慢过渡到更加女性的颜色。那阵子他在电影院卖票,买票的人看到这位邻里皆知的壮汉伸出一支抹着红指甲的粗粝大手点票发票,内心不是不崩溃的。多年之后,接受RadioLab采访时,还有人宣称当时后背一阵发麻。第二步,Stu开始穿女性的衣服。他开始根据当季电影的内容打扮成其中的女性角色,穿裙子和高跟鞋抛头露面,虽然看不惯,但市民还是决定此人只是在用一种古怪的方法为影院招徕生意而已。但到了五十岁的时候,Stu终于决定作出一些真正的改变——他跑到Portland做了个整形手术,给自己造出一对颇为完美的胸脯。

这下小城炸了窝,街头巷尾议论纷纷,Stu和配偶身处风口浪尖,日子十分难过。但是,节目并没有过于渲染这段时光,而是直接跳到数年之后——Stu不但没有被市民孤立,反而被选为市长。这才是这期节目主持人最关心的问题:这是怎么发生的。

采访表明,多年之后,Silverton的市民并没有接受他的着装癖好。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既然当市长,就要有点市长的样子,穿着七寸高跟鞋紧身裙开会,实在是太不成体统了。”有的人甚至宣称Stu的打扮简直是对自己的挑衅和侮辱!但是,他们同时也指出,Stu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只是一个打扮怪异的transgender。Stu在Silverton出生长大,度过五十几年的时光,对于这些市民来说,他是邻居,是同事,是小时候一起放学鬼混的狐朋狗友,是那个任何人电脑出了问题首先都会想到的计算机纳德。更不要说,节目里没有提到的是,他在当选市长之前已经多次被选任公职,早就是“公共政治人物Stu”了。一个受访者说:“实际上,在我们心里,他其实就是Stu而已。” 正因为Silverton的居民有机会与Stu朝夕共处,对他的了解远远比外在的一对胸脯十只红指甲更深入,哪怕他们永远不能认可他异装的癖好,他们同时也不可能因此就抹杀他其他的优点,也不会因此就斩断与Stu多年的友谊。实际上,西部小城的居民虽然保守,但他们同样热情、友善、抱团,在Stu宣誓入职前夕,一群来自堪萨斯的福音派教徒前来抗议,他们充满仇恨的标语激怒了Silverton的居民。于是当地居民为了支持Stu,男人纷纷穿着女性服装上街,与抗议者针锋相对。多年后Stu接受采访,说到这一节仍然声音哽咽。

很多时候偏见来自于不了解。当我们不曾深入了解一个群体或个人,我们的天性很自然地就会把这些人放入脸谱化的小盒子里,而盒子的标签通常是肤色、阶层、性别、性向之类显而易见的特征。我怀孕的时候,有一次和文盲讨论起奥巴马的外婆曾与一位黑人同处电梯,而她因此感到恐惧,同时她又因为自己的恐惧而感到羞耻。文盲问我,如果以后孩子有类似的问题,应该怎样教育他——譬如,我们是否应该因为一个人的肤色而选择距离和自保,如果应该,有什么问题?如果不该,又为什么?这个问题至今我也没有一个好的答案。一方面我不是头脑简单过于理想主义的极端小左,作为父母,孩子的安全更是头等大事。我承认,有的时候,在你并不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因为一些简单的外部特征作出相应的举止,尤其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似乎确实是最经济便利的选择,无可厚非。但另一方面,我并不认为我的人生目标,或者我对孩子的教育目标仅仅是趋福避祸那么简单。我希望我自己和我的孩子能够看穿肤浅的标签,超越自己的恐惧,作出努力去认识更宽广的世界,更多样化的人群——说到头,是选择一个安全的世界,还是一个更多探险的人生。我并不认为这两个选择里面哪个一定比哪个更优越,但我想我能做的,大概只是鼓励我自己以及教育孩子尊重自己内心的需要,并且从现实出发,尽量这这两个选择之间达到一个最好的平衡点。

那时我回答文盲说:我觉得如果孩子因为一个人的肤色产生恐惧,我会告诉他没必要因此而觉得羞耻,他可以坦然认识到这种恐惧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希望他同时能够不仅仅止步于恐惧,而愿意了解这种恐惧的真正根源,能够反省自己与社会,思考其中不合理与合理的地方。更进一步,我希望在合适的条件下,他能够超越恐惧,尽可能多接触他不了解的人群,作出努力去理解他们。

文盲问我:“为什么要去了解呢?” 我说:“我不知道,我只觉得那是一个机会,我不想我和我的孩子因为偏见,而错失这样的机会。”

October 21, 2015

听播 · 变化如何发生(一)

by serenq

变化如何发生

今天中午听的RadioLab podcast http://www.radiolab.org/story/update-new-normal/
是对六年前一期名为New Normal的节目的跟进报道,但是我也没听过原版,所以完全是新内容。

里面三个故事,都有关变化。

第一个讲的是狒狒。狒狒是一种不好惹的动物,它们易怒、激进、等级森严,为了争夺食物与交配权经常发生暴力斗殴,有时甚至整个狒狒群都会卷入战争。

Robert Sapolsky现在是斯坦福神经内科学系的老教授。1978年夏天,他刚迈出大学校门,前往肯尼亚实地观察狒狒的行为,此后25年里他几乎每个夏天都要重返肯尼亚继续研究。这期间,随着肯尼亚发展旅游业,Sapolsky惯常观察点附近建起了度假中心,人类的剩饭剩菜成了野生狒狒的无上美味,一支狒狒群干脆在垃圾站边上安了家,而且它们完全按照着垃圾车的时间表来安排日常生活——每天九点,垃圾车一走,大群狒狒就跳进垃圾堆疯狂觅食,吃饱以后则爬回树上当土豆。

很快Sapolsky研究的狒狒也发现了垃圾的存在,它们的定居点离垃圾站比较远,于是几只身强力壮的阿尔法男黎明既起,奔到垃圾站来抢食物,日复一日,撕打火拼,浴血奋战,争夺鸡腿和蛋糕,过着正常的狒狒生活。

过了一段时间,垃圾站里运来一批被结核菌污染的食物,疫情爆发,狒狒们突然病倒,几周之内就一命呜呼。不但定居在垃圾站边上的狒狒相继惨死,Sapolsky研究的狒狒群也受到影响,那些争抢垃圾的阿尔法男一个个在劫难逃都挂掉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Sapolsky开始注意到他的狒狒群里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狒狒之间的社交活动大大增加了(狒狒的社交无非就是互相捉捉虱子梳梳毛),而且,Sapolsky注意到连公狒狒之间都开始互相捉虱子,Sapolsky大跌眼镜,因为凶猛残暴的公狒狒很少如此温情地社交,“这比狒狒长出翅膀还要让人惊讶”。与此同时,暴力事件大大下降。不过Sapolsky当时只觉得这群狒狒大概心理创伤太严重了,导致行为失常,于是他终止了对这群狒狒的研究,转战其他地方。

直到六年之后,Sapolsky新婚燕尔,打算向老婆展示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于是重回这片狒狒聚集地。他惊讶的发现,这群狒狒居然还像六年前一样好社交少争斗。他向老婆逐一介绍那些狒狒老相好,这是张三那是李四……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像被一道闪电击中,“从此我的人生观就被颠覆了”。

在所有公狒狒里,只有一只是他认识的,也就是说,当年经历过疫病爆发的那些公狒狒几乎全都不在了,然而这些新来者居然完全适应保持了六年前因为阿尔法男们升天而带来的新文化。

为什么会这样?Sapolsky提出了一个假设。和人类相似,狒狒一般在青春期离开自己生活的种群,加入其它狒狒群,寻找配偶和出人头地的机会。这些初来乍到的年轻狒狒进入一个陌生的群体,往往会面对欺凌、敌对、排挤,吃的是别人的残羹冷炙,母狒狒们对他们也不屑一顾,日子非常不好过。Sapolsky认为在这种环境下,年轻狒狒们认为你死我活的斗争才是生活常态,于是很容易就成了残暴群体的一份子。而当一只年轻狒狒来到那群死了阿尔法男的狒狒中时,它的日子没那么难过——譬如Sapolsky的数据表明,别的群里的年轻狒狒要在加入一个月之后才能得到母狒狒的青睐,而这个群里,新狒狒加入不到一个星期就有母狒狒抛媚眼了。相对宽松的生存环境让新来者觉得不需要成天处于备战状态,于是相对和平的文化就这样传递下来了。

其实太阳底下并无新事,自古以来人类的战争也是为了抢夺资源——食物、土地、水源。严酷的生活环境滋生尚武的精神与暴力倾向,而优渥环境里则更多弱不经风的谦谦君子。但狒狒的故事还有另一层意思在里面,让新狒狒朝夕不安的并不是干旱疫病之类的种群外部因素,而是种群内部的等级制度,是来自于高阶层狒狒对资源——食物与性——的控制。这种不平等滋生由上至下的暴力与欺凌,而这种文化对年轻一代影响深远,当他们成长起来,成为新一代阿尔法男以后,自然而然地会继续捍卫这样的制度继承这样的文化——听起来也很耳熟。然而狒狒的故事也提供了一些希望——改变文化,在新生代中也能有持久的影响。节目主持人问:“如果我们把每个狒狒群里的阿尔法男都毙掉,会不会若干年以后所有狒狒群都变得更加和平呢?”

实际上,这种改变的最深处,是有生理基础的,很遗憾这期节目没有提到这一点。其中甚至有一位哈佛的教授批判Sapolsky的狒狒研究,认为“除非你拿出证据说这些狒狒的DNA变了,不然就没有说服力”。可惜我也没有听到Sapolsky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实际上Sapolsky主要研究stress hormone的生理作用,他应该非常清楚,环境对我们基因的作用。打个比方,我们的DNA像是用四种珠子穿起来的项链,环境虽然很难改变这四种珠子的顺序,但可以给珠子涂上不同的颜色,改变项链的模样。环境中如果危机四伏,狒狒和人类都会感到压力山大,这种压力会改变基因功能,重塑身体和大脑,往往让个体变得谨慎、紧张、更具攻击性。相反,宽松的环境对我们的身体起到正好相反的作用,让个体变得平和、友好、开放。而且,不出意外的是越年轻环境的影响越大。

近些年来总是听到这样的讨论:现代世界是变得更危险了,还是更安全?由于通讯方式和网络的发展,似乎新闻里充斥着各种战乱与暴行,但实际上,大多数数据都表明,在当今人类社会,暴力降到史上最低点。科技发达带来物资丰盛、民主社会建立起相对公平的社会架构、教育与发展拓宽就业可能、以及社会风气变化造就了对下一代抚养教育的新模式,这些大概都让现代社会、起码我们这些幸运者所生活的这部分现代社会变得更加开放与和平。

当然,就是在今天,叙利亚内战进一步激化,ISIS毒瘤不掉,南苏丹硝烟未灭,从耶路撒冷到Oregon暴力事件不断。就像很多人在节目开头认定的那样,战争与暴力也许在漫长的演化史中已经被深植于人类大脑内部,成为我们这个物种不可割离的一部分,但是,也许也不必如此悲哀,因为说到头,能不断修饰基因、改变身体与大脑、适应新环境,是自然选择赋予所有物种的最基本的本能。有变化的可能,就有希望。

October 21, 2015

听播·阿拉伯之路

by serenq

自从互联网泛滥以后,我就得了阅读障碍(顺带而来还有写作障碍)。过去几年里反复和它斗争,都以失败告终。现在我已经决定和它相依为命,不再挣扎了。于是这几年来,听podcast(以及偶尔听audiobook)差不多是我唯一的文化生活。
很久没有写过这个blog,现在打算从听podcast的感想开始,慢慢重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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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路
上个月午饭时间听了个关于the making of modern Arab的节目,BBC Documentaries 2014年播出的,四个部分:
(一)The Rise and Fall of Arab Liberalism
http://www.bbc.co.uk/programmes/p02rs3jf
(二)Rise and Fall of Arab Nationalism
http://www.bbc.co.uk/programmes/p02rsts6
(三)The Rise of Islamism
http://www.bbc.co.uk/programmes/p02rrygl
(四)The Rise of the Arab Spring
http://www.bbc.co.uk/programmes/p02rtmzc
一共两小时的节目,从上世纪初讲起,简单清晰地勾画了阿拉伯世界的发展历程,听了以后把这些年搜集的零碎知识串珠成线,受益匪浅。说起阿拉伯世界,今天很多人立刻想到恐怖主义、极端分子、原教旨主义、落后的生活方式,带黑面纱的女人。实际上,在过去百年间阿拉伯社会所经历的发展历程远比目前这一小片历史截面丰富复杂得多。

二十世纪初,阿拉伯社会精英仰慕西方,上层社会追求现代摩登的生活方式,与英法关系紧密,Liberalism兴盛。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感觉被西方背弃,尤其是以色列建国后阿拉伯联军数次惨败,再加上崇尚西方自由主义的精英集团脱离群众,使得人民转投Nationalism怀抱。

Nationalism宣传阿拉伯独立与联合,激发人民民族自豪感,实行社会改革,下层人民受益,同时社会生活也相对自由开放——六七十年代,埃及大学里的女生没人戴头巾,穿短裙踩高跟,别提多摩登开放。民族主义运动在埃及总统Nasser手中达到顶点,叙利亚的老阿萨德、利比亚的卡扎菲以及伊拉克的萨达姆都是追随者。但民族主义者同时也推行军政府,实行铁腕独裁,推行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集中经济,社会矛盾渐渐激化。1967年阿拉伯军队在6 Day War里再次败北,人民对Nationalism逐渐失望,在Nasser死后,再也未能重返巅峰。

Nationalism式微,被它一直打压的Islamism开始浮出水面——在过去,极端的伊斯兰主义是不合法的。Islamism宣扬要回归阿拉伯鼎盛时期,就要从传统与宗教中汲取力量,摈弃西方影响,保持穆斯林文化的完整与独特。七十年代,阿拉伯世界最保守的国家沙特受益于高昂的油价,在输出石油的同时也开始输出原教旨主义瓦哈比主义,影响极大。1979年,发生了三件对阿拉伯世界与对全球都有深远影响的事件——伊朗革命、埃以和约与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朗摆脱西方影响走上自己的道路,回归宗教与传统,其他穆斯林纷纷受到鼓舞。而在华盛顿操作下达到的埃以和约使一部分民众极其失望,认为政府已成西方傀儡。而苏联占领阿富汗,反抗苏军的力量里就有极端主义分子,譬如本拉登,他们在战火中受到锤炼,不断壮大,最后终于成为一股影响全世界的恐怖力量。

近百年过去了无论是哪种主义,都没有让阿拉伯世界走上康庄大道。阿拉伯之春前夕,整个中东北非贫富差距巨大,腐败与极权并行,人民怨声载道。尤其是年轻人,受过良好教育,失业率依然奇高,日常生活里梦想被蹂躏得支离破碎,但社交网又赋予了他们新的力量。于是在2010年突尼斯青年因为被警察欺辱之后纵火自焚,终于点起了一场燎原大火,两星期之后本阿里被迫逃亡,随后独裁者们纷纷落马,阿拉伯世界又进入新的篇章,只不过这里充满动荡和不确定。

我听这个节目,不停地会想到中国的历史,三种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的交替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近现代史似乎互相应照——阿拉伯世界Liberalism兴起的时候,中国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当自由主义者鼓励甚至强迫女性摘掉头巾的时候,中国人也在剪辫子换新装。四十年代Nationalism壮大,与共产党崛起几乎是同时,虽然大概Nationalism更接近国民党,但中共一向有极强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且极权与社会主义的经济路线,与中国六七十年代的情形相比也有类似之处。中国文化里宗教影响不深,所以很难找到能与极端Islamism做比的元素,但近些年号召回归传统尊崇国学,在一定意义上似乎也有相似之处。而中国目前的种种社会问题,恐怕来一场中国之春,也不是不可能。中国与阿拉伯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都曾经有绚烂历史,但都被西方超过,百年来内忧外患,在强大西方的影响下挣扎着寻求自己在世界里的地位与身份,尝试那么多不同的渠道,跌跌绊绊走到了今天,依然举步维艰,实在令人感叹。

对这个节目最不满意的,是最后一部分,整个阿拉伯之春终止在解放广场,被采访者说那是她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时刻——人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在一起,消弭了种族、宗教、性别的障碍。然而,在节目播出的2014年,每个人都已经知道这一时刻后面,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埃及至今政治波涛暗涌,经济低迷,人民生活困苦,对少数民族与女性的犯罪有增无减。叙利亚、利比亚与也门陷入内战,成为国内与境外势力角逐的战场,百万人流离失所,所造成的难民问题波及整个世界。五年前那些手牵手带着美好愿望的男女老少,恐怕极少有人想到日后竟是如此结果,而我一路关注下来,一直在想的问题是:现代文明民主社会,究竟如何才能建立起来?尤其是对历史负担沉重的传统社会,这个问题似乎更加困难。而阿拉伯与中国的历史,似乎只能提供诸多反例——靠外部强加不行,靠精英倡导不行,靠学生运动不行,靠底层革命不行,靠社会主义不行,靠宗教不行、照抄西方不行,重返传统也不行。。。这些年看得越多,想的越多,似乎越来越难以找到答案,真希望有一天这两个传统社会能给我提供线索,让世界看到文明社会新的崛起之道,只是不知道那一天到来之前,这条漫长崎岖的道路还有多远,路面上还要染上多少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