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腹中墨水浅’

January 22, 2012

变化正在到来(读书笔记:Infidel by Ayaan Hirsi Ali)

by serenq

这本书我看到一大半的时候,跟刘兄说,这真是我看过最痛苦的几本书之一,尤其是前半部分,简直是密集的痛苦。

阿雅是索马里一个政客、反对党领导的女儿,出生在六十年代末。她出生后不久父亲被捕,于是跟着母亲、外婆、哥哥和妹妹先到沙特,又去了肯尼亚。她在一种混乱的环境中长大,幼年与少年的生活里充满了动荡、暴力、反抗与屈辱。而她的母亲,是在我看来,全书中最具有悲剧性的一个人物。在伊斯兰传统里,她母亲在少女时代,大约算是一个先锋的叛逆者——主动要求脱离被安排的婚姻、后来又与阿雅的父亲自由恋爱、成家。但是,她却又远远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叛逆者,也缺乏她女儿所有的独立精神,她对宗教相当虔诚,认同男权社会,丈夫一次次被捕给她带来强烈的不安定感与失望,而更糟糕的是,她把第二段婚姻里经受的痛苦都宣泄在儿女身上——在阿雅的成长中,母亲永远在诅咒、在哭泣、在怒骂、在施行可怕的体罚。

母亲无力管束儿子,却把自己人生的全部理想寄托在他身上,将一个个空洞虚无的伟大目标强行灌输给他——要继承父辈的事业,成为万人之上的英雄,要管理支离破碎的国家。最后,这个身负厚望的长子虽然天生聪明过人,却因为从来没有机会获得适当的教育,也从未建立起坚韧的精神,终生在宏大目标与自身的局限之间痛苦挣扎,最终成为了一个碌碌无为而性格同样扭曲的人。阿雅与妹妹由于是女儿,受到的压制与惩罚就更加不胜枚举。阿雅的父亲在年轻时游学西方,想法颇为开放,反对妇女割礼(割礼在北非穆斯林中非常普遍,直到今天也是如此),但趁他不在,阿雅的外婆还是给两个孙女实行了手术。阿雅说,自从手术之后,妹妹就不一样了(最后,她妹妹罹患精神分裂症,华年早逝)。而我觉得,即便没有经受身体的摧残,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也很难成为一个正常的女孩吧?阿雅自己后来能够成为一个不但正常,而且独立、成功、坚韧不拔的女性,真让我赞叹钦佩。

这一段常常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不是不能想象一个压抑女性的社会里女性所承受的痛苦,我也不是不能理解由于缺乏宣泄的缺口,这种痛苦会造就扭曲的性格与灵魂,我甚至熟悉中国传统文化里相似的故事,譬如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但是阿雅的母亲,还是大大挑战了我的承受极限。她冷热暴力双管齐下,带有一种毁灭性的决绝,她强烈的痛苦在极端暴力的教育手段里喷涌而出,使我甚至无法恨她,我只是觉得异常可怕——什么样的环境,才能酝酿出这样的家庭?哪怕,只是女儿记忆中的家庭。

阿雅的父亲出狱之后,跟他们在肯尼亚住了一段时间。但阿雅的母亲不愿意住在异教徒的国度,总是希望回到伊斯兰教的世界,夫妻关系开始恶化,母亲拒绝与父亲讲话,她的痛苦再一次转换成扭曲的人际关系,终于阿雅的父亲又一次离开了她——这一次,不是被捕,而是他放弃了这个家庭。阿雅慢慢长大,上学、秘密恋爱、她甚至还被比较极端的伊斯兰运动,穆斯林兄弟会感召过一阵子,成为一个虔诚的教徒,但她慢慢又开始怀疑、挣扎,试图寻找自己人生的道路。终于有一天,她的父亲再次出现,替她安排好了一段婚姻,男方在加拿大,所以她得以离开非洲,前往荷兰,等待去加拿大。在荷兰的时候,她秘密出逃,申请政治庇护,最终定居下来。她说,每次回忆自己秘密逃离的那天,都像是一次重生,是自己真正的生日。

在荷兰,她终于过上了正常的生活。她几乎是全身心地拥护西方化与现代化,干净的公车、农场里的自动挤奶机都让她感到新奇的喜欢,当然更别提西方社会的运转方式与民主政治。我有时候觉得,她几乎是把对生命早期生活的恐惧和痛恨全力转化为对新生活的热爱——从重生的这一刻开始,她在不遗余力地生活。她上了大学,念了研究生,开始从政,经历了政坛的波澜,也被当地极端的伊斯兰教组织赐予死亡威胁——为她拍电影的荷兰导演,就被恐怖主义分子暗杀。在后一段里,随着她自己生活的安定,书中也开始出现更多的反思与议论。她坚决地摒弃伊斯兰教旨,认为那是穆斯林社会的万恶之根,她当众宣布自己脱离伊斯兰教成为无神论者,她猛烈抨击穆斯林社会里落后保守的一面,她对荷兰的穆斯林移民社区与世隔绝自成一统深恶痛绝,强烈支持撤销各种有形无形的壁垒,强制移民融入当地社会。这些不可不说极端的政见,为她带来了大量的争议。事实上,我有一个华裔的荷兰朋友,当我问他对阿雅的看法,他几乎没有什么好话——他认为阿雅刻意迎合西方、谄媚强权、背弃自己的文化。我没有与他争辩,虽然我不见得赞同她的政见,虽然我也认为她有些观点过于简单粗暴、无法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得以实施,但内心深处,我不知道如何让一个保守摧残的女性去热爱、拥护那个摧残她的文化。

不过,饶是我为阿雅的生活经历深深吸引,也为她的重生而感到由衷高兴,我读这本书时的感受,却远远不是简单地和她一起憎恶穆斯林社会那么简单。首先,我实际上一直在不断摇摆之中,甚至质疑她叙述的真实性以及代表性:她的经历如此令人痛苦,家庭关系如此扭曲,以至于她偶尔描述到正常一些的母女、父女关系,我都会觉得讶异。这样的叙述,有时候确实给我一种“穆斯林家庭缺乏人性”的感受,而我知道,每当我有质疑一整个民族或文化不人性的冲动时,我都跨过了某条危险界限,做出了不理智的判断,而任何让我在阅读时出现这种冲动的书籍,都让我心存警惕。哪怕我感激阿雅通过她有力地叙述为我提供了一次强烈的精神撞击,但我也希望看到更加中立、更加全面、而非妖魔化的文字,而且,我最想知道的,还有“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在看完阿雅的两本书之后,我屡次试图阅读深层分析伊斯兰文化宗教传统的书籍,但可惜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本合适的读物。

此外,我确实也对全盘西方化心存疑虑。虽然我自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女权主义者,一向将思维与精神的独立、选择与行为的(合理)自由看得比眼珠还要宝贵,但我也意识到,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正误黑白观念,亦没有普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每个人观念的建立都深深扎根于他或她的人生经历、所受教育以及成长环境之中。我会有独立自由至上的观念,当然是因为我出生于开明的家庭、受到现代教育、有机会睁开双眼看世界、同时也有资源有机遇去做出选择以及实现自己的选择。但对于那些环境与我完全不同的人来说,我无法、也不该把我认同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们身上。某个我喜欢的女作者曾有一篇博客让我印象深刻,她孤身在中亚旅游,在与当地妇女攀谈时,她不免心中为这些妇女不能出门工作感到遗憾,可当地妇女却对她心存怜悯:你一个人旅行!你没有结婚!没有小孩!天哪,你得自己工作养活自己,真是太可怜了!作为一个外人,我能简单指责当地妇女不开化、不具备现代思维、应该经历彻头彻尾的改造吗?我想,不少人会的,但是对这样的论断倾向,我同样感到警惕。哪怕这样的警惕会导致不作为,但,作为外人,我们又该作为多少、在什么地方作为、在什么地方不作为呢?这样的问题里,总是充满暗流险滩,时时让我踯躅不前。

最后,这本书越读到后来,我越觉得,书中所涉及到的许多问题,都不特属于穆斯林社会、或任何特定的社会或文化。实际上,很多东西在我这个中国人看来,实在是似曾相识。除了性别间的不平等以外,家庭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长辈的无可争辩的权威、甚至某些时候显露出来的民族性的自卑、害怕被指责、害怕暴露弱点与不足、缺乏勇气面对现实、心态不够开放等等……倒退百年,或仅仅二三十年,几乎都能或轻或重地在中国内外的华人身上找到投影,其中不少,到今日依旧如此。而我相信,如果自己是一个印度读者、或者一个拉美读者、甚至东欧读者,也许也会有相似的感受。换言之,阿雅所抨击的,实际上是所有非西方、在过去几百年的现代发展中相对落后的民族的共性;而阿雅所经历的冲突,也只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撞击时的缩影;甚至,阿雅所竭尽全力要摧毁的一切,也许只是传统社会在转型的阵痛之后本来就不免要失去的那些东西。这个世界上所有古老的文化,都曾经、正在或将要面临阿雅个人所经历过的得失、混淆、剧变。而每个人、每个民族过去的经历、现处的位置、手中的资源、以及自身的性格与适应能力,共同决定了他们面对变化时的态度,以及未来的命运。

当然,出生在索马里的阿雅比她的同胞们先一步拥抱了现代社会,所以也就先一步举起了打倒过去的旗号,在她身后,有千千万万的人行进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界线上,痛苦、欣喜、徘徊、坚定,但不论如何,不论好坏,变化总会到来,变化正在到来。而在相似环境中长大的阿雅,终于走上了与母亲不同的道路,这一点,就让我觉得未来不可知的变化,还是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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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 4, 2011

一个物种的战争

by serenq

A book review of 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 A biography of cancer

这是我迄今为止读过最好的科普书。

在感恩节温暖的下午,我花了很长时间在落满黄叶的小区里散步、思考,希望为这篇读书笔记寻找一个更加有趣、更加个人、更引人入胜的开头。但我一无所获。最终我决定放下花俏的噱头,以这种开门见山的方式直陈我对这本书的评价。

毫无疑问,这是一本工程浩大的经典,一本详实严谨的科学著作,同时,它也是一本史诗般的传记。如果说写作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写作的结果,那这本书的主题——被作者称为万疾之王的癌症,在我看来,应该是长长的人类疾病名单中(其实不止人类),为数不多的、当得起如此礼遇的一名。

癌症这种极其复杂的疾病,在科学史上占有无法低估的地位。尤其在近几十年来,有关它的科学研究层出不穷,说是浩如烟海也不过分。要在不到五百页中,将深奥繁难的科学道理深入浅出地讲给普通读者听,如果作者自身不具备相当的科学与写作功力,这一任务几乎不可能完成。而在这一点上,本书作者Siddhartha Mukherjee得天独厚——他任教于哥伦比亚医学院,拥有自己的基础科学实验室,并屡屡在顶级杂志上发表论文,对于这个领域的科研脉搏有着精准的把握。他同时是一名癌症专科医生,与许多病人有着直接的交流,这使得他能在残忍的疾病与冰冷的学术知识之外,为书中引入鲜活、充满感情的个人故事。此外,他还是罗德奖学金获得者,大概足以证明他的兴趣、爱好与眼界不仅仅囿于学术研究与行医治病。事实上,在书中他旁征博引,行文结构严密而流畅,语言优雅大气、充满跌宕起伏的节奏,绝不输于许多文学著作。

要给一种疾病写传记,逃不开的两个核心问题无非是“这是一种什么疾病”以及“我们怎么治疗它” 。这本书先将重心放在治疗上,只是在点评各种医疗方法、介绍它们之间演变的渊源时逐渐引入一些关于癌症的基本生物学知识。而随着医学史脱开早期匪夷所思与惊心动魄的蒙昧,随着医生与研究者们渐渐做出峰回路转、让人叫绝的成果,作者也进一步引入更多、更深刻的关于癌症本质的讨论,写作的重心开始偏向于基础科学对癌症的认识。这样的布局与脉络,在我看来绝非偶然为之,而是作者精心安排的结果,也许正是为了刻意映照科学史的发展—— 在人类对癌症的战斗与发展史上,治疗与认识这两条线索就不断纠缠交错,相辅相成。早期那些现在看来未免荒谬得令人战栗的治疗方法,也代表了先民对了解这个世界勇敢而茫然的尝试,而正是在漫长而黑暗的摸索中,人类积攒着关于自然和自己的知识,最终将历史的车轮带入了现代科学的晨光之中。从此不但创造出更合符病理、更对症、更有效的癌症治疗方法,也极大地繁荣了基础科学的研究,进一步在广度与深度上扩展我们对生命的认识。体会到作者行文的苦心,对理清自己对癌症研究史的认识与理解,实在是不无裨益。

阅读这本书时一个另一个体会是自己对医学的感觉一直被左右撕扯,很难定位,一时觉得对癌症的认识与治疗在短短几十年前还古老荒诞得令人难以接受,而另一时又感叹原来许多现在用来应对癌症的常规方法远在百年前就已经成为医界常态。事实上,由于人类寿命的增长、检测手段的进步以及生活方式的变化——三者的作用大小依次递减——癌症这种原本罕见的疾病,确实在近百年来才变得更加普遍,再加上社会对癌症研究与日俱增的投入,癌症似乎成了现代社会的标志,高悬在科研的前沿,有时候让人忘记它实际上是多么古老的一种疾病。而另一方面,由于癌症确实贯穿了整个人类史,见证了我们这个物种的起源、演化与发展,我却又常常忘记人类对它的真正了解与有力挑战,不过是漫长岁月里最近一两世纪的事情。这种古老与现代的对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映的也正是癌症这种疾病本身错综复杂、扎根于生物最基本最深层的核心的本质,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人类对它的漫长征途。

这本脉络分明的书不断地提醒我去理解各种矛盾而统一的事实,修正我脑中的错觉,以至于在看完之后,我再试图回顾人类与癌症的战斗史,竟然有了前所未有的清晰线索,真是令人欣喜。

癌症,从本质上来说,是生命体的一部分的生长失去控制的恶性疾病。明确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类史上最早出现的癌症治疗是手术切除这种直观、简单、符合逻辑的应对方案——两千五百年前的波斯女王Astossa身患乳腺癌之后,就让贴身奴隶替她削下乳房。而麻醉术与抗生素出现以后,复杂的外科手术不再是医学的禁区,极端的切除手术更成为医学界的主流。然而,癌症不是六指畸形,恶性肿瘤与良性肿瘤之间有着巨大的生物学区别,所以,不管施行切除的外科医生在技术细节上如何精益求精,由于这种方法并未触及更深层的癌症本质,对于许多、尤其已经发展到晚期的癌症病人来说,并不能起到治愈的效果。

当人们对生物体的认识深入到细胞的层面,就开始意识到癌症生长来自于细胞的恶性分裂、和繁殖(而不只是一团组织莫名其妙地长大溃烂),这时候,才出现了“杀死癌细胞”的概念。主流的两种疗法——化疗的放疗——无一不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化疗所使用的药物,以及放疗所使用的放射线,本身就是对任何细胞都毒性或破坏性极强的物质。只不过它们往往对分裂繁殖中的细胞效果更为明显,而癌细胞比其他正常细胞分裂更快,所以受到的损伤更大。这时的疗法,对癌细胞的针对性、特异性,实际上并不高。更令医生与病人们感到无比沮丧失望的是,大多数对癌症有效的单种药物,固然能在短时间内起到显著的疗效,却无法阻挡癌症卷土重来的脚步。

然而,正是在这个阶段,现代医学与药学对癌症治疗做出了最重要最具有突破意义的那些发现,也是在这个阶段,医学开始让人看到了治愈癌症的可能。实际上,针对癌症卷土重来而做出的那些努力,也帮助人类理解癌症发生发展的根本的特征。在这个阶段,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华裔科学家李敏求。因为这个故事让我感受颇深,所以决定在此多花一些笔墨重述这段历史。

五十年代,在美国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NCI)工作的李接手治疗几位患有子宫膜绒毛癌的病人。子宫膜绒毛癌是一种罕见而恶性的癌症,按当时化疗流程治疗以后,很多病人都会在短期痊愈后又经历复发。不过,这种可怕的癌症并非来去无痕,它会导致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在尿液中升高,这也成为检验这种癌症的一个标准。李敏求注意到,哪怕经过化疗,癌症组织缩小甚至消失之后,在病人尿液中,hCG依然可以检测得到。在书中,李被描写成一个有些木讷、偏执到几近古怪的人,他认定尿液中的hCG,意味着病人体内还有少量癌细胞的存在。于是他坚持不懈地继续对这些病人用药,直到他们尿液中的hCG完全消失为止。NCI对李的做法异常愤怒,指责他进行“人体实验”,很快将他开除。可是,经过时间推移,人们发现,经过李治疗的病人,几乎无一人复发。直到今天,李的方法还常规地用在这种癌症的治疗中,而这种曾经无比致命的可怕疾病,现在享有几乎百分之百的治愈率。

治愈任何癌症,都让人欢欣鼓舞,但实际上,这项发现的意义超出了具体癌症的本身:李的固执,使得他做出了癌症治疗史上一项重大的发现——“癌症治疗必须是系统的、长期的,哪怕病人体内已经看不到任何癌症存在的痕迹。”这个结论,初看来似乎毫不出色,甚至让人觉得平淡得不值一提,但我不得不脸红地承认,看到这句话时,我觉鼻子像被人一拳打中,不由自主地酸了一酸。也许是因为李的固执让人感动,但其实更重要的,是因为在掂量这个发现背后深广的意义时,足以让我感到心跳加速。

其实,癌症治疗,与使用抗生素治疗细菌感染,不无相似之处。急切繁殖求生的癌症,正如急切繁殖求生的病原体,它们使尽浑身解数,在自然选择的战斗中孜孜求胜。而它们的法宝也颇有雷同:通过修改基因,激发那些在正常生理条件下负责生长存活的机制,抑制那些促进细胞有序淘汰死亡的程序,使得自己获得选择的优势。而正所谓宜将剩勇追穷寇,对于病人来说,生机就存在于“斩草除根”之上,正如医生坚持抗生素的使用必须完成整个疗程,癌症治疗也必须打长期艰苦的战争。事实上,数年后,李敏求另一项研究成果——使用多种化疗药物治疗睾丸癌——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种系统根除战的必要性。而在具体疗法之外,意识到癌细胞与其他病原体、或其他生物体之间的相似性,更具有极其深刻的科学意义。读完这本书后,我去网上搜索李的生平,才知道他一生做出许多重要发现,曾是大名鼎鼎的Albert Lasker奖获得者。我松了一口气——那个因为正确判断而被错误解雇的年轻人,终于证明了他当年的发现,并非幸运的偶然。

但是,不管是传统的放疗还是化疗,都并非仅仅针对癌症的特效药。它们是十足十的破坏者,副作用也异常巨大。经过放疗化疗的癌症病人,无不经历了难以忍受的痛苦,九死一生地留在人间——还往往要在未来面临癌症复发的噩耗。所以,医学界一直在寻找更为特异的癌症疗法。在早期,医学与药学界的发现大多基于盲目的试错与筛查各种化学物质,而过去数十年来基础科学的发展,则终于为人类提供了基础研究指导药物开发的可能。书中提到的her2阳性乳腺癌的特效药Herceptin,就是这样的一个例证。在这个部分,作者在描述了一例乳腺癌病人Barbara Bradfield令人欢欣鼓舞的旅程之后,谨慎地展现出对靶向药物前景的乐观。但我想,他作为一个科研者,应该很清楚基础研究领域汗牛充栋的发现中,只有极少数具有临床意义,而这极少数之中,只有更少的一部分,能够真正地被开发、进入临床医学。实际上在作者详细叙述Herceptin的发现过程中,读者就不难看到基础研究者(哪怕是科研界大拿、顶级科学家)往往忽略了自己发现的临床意义,科研与开发之间,至今隔着宽阔的鸿沟,令人深深叹息。

在治疗癌症之外,作者花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来介绍癌症的预防,作为一个拿着cancer prevention fellowship的流行病学研究者,我对这个方向的历史与科研动态更为亲切熟悉。这部分从数百年前清扫烟囱的欧洲男孩的阴囊癌开始讲起,最终将重点放在烟草与癌症筛查上。这毫不奇怪,烟草与癌症的关系几乎是整个人类流行病学史上最显著、最一致、也对公共健康影响最为深远的发现之一,而哪些癌症筛查、或如何进行癌症筛查能有效降低死亡率则是近年来科研界内外争论不休的重要主题。而我进一步猜测,作者选择它们,而非其他流行病题材,也许不仅仅是为了展现预防的意义,或者强调流行病作为一个学科对癌症科学所做的贡献,更关键的缘故,则是因为这两者反映了科学与社会、经济、政治、伦理,医学科研与其他各行各界之间意味深长的拮抗与互动。

事实上,作者在本书第一章选取Sidney Farber,而非其他医生或科学家来开始本书,大约也正是因为Sidney不但是一个在科研与医学方面做出重要发现的先行者,更重要的是,他后来成为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以宽阔的眼界与惊人的热情投入宣传癌症的活动中去,在这方面做出了完全可以匹敌、甚至超出他的科学发现的重要贡献。整本书中,社会的进程与关键的历史事件不断与医学科研的轨迹相交,影响着每一个医生、科研者、病人、以及癌症史本身的命运。而作者以宏观的视野、深入的分析、独到的结论以及史诗般的语言,将癌症有机地编织到人类社会之中,这,在我看来,正是本书优于许多其他科普读物的重要原因。

而在所有科研、医学、社会、历史的大词之外,作者对个人的关注,为这本书添上了格外动人的色彩。在所有个人之中,他对病人细致而克制的刻画,尤其令人动容。实际上,这本书以病人始,以病人终,似乎自始至终,作者都在提醒读者,在癌症的背后,是一个个与我们血肉相连、气息相通的个体。而某一刻我想,这些个体与癌症的故事,当汇集在一起时,似乎也具有了超出个体的象征性的意义——那,是一个物种不依不饶的、与一种致命的古老疾病的恒久战争。

这样的感觉,在看完这本书的时候,得到了确认,虽然确认的本身,几乎令我失望。看完这本书的那天,我回家很晚。饥肠辘辘的我走出地铁车门,毫不犹豫地一屁股坐在车站冰凉潮湿的石凳上,翻过了最后三页。合上书的那一刻,我想:真没想到他会这么结束这本书。

在书中无数个病人的故事里,Germaine的故事,既不是最悲惨的,也不是最幸运的,既不是最鼓舞人心的,也不是最令人沮丧的——也许这是他选择她的原因?作为一种罕见的消化道癌症患者,Germaine在六年前已经濒临死亡,她想方设法加入了一种靶向新药的临床试验,疗效良好。但癌症终于在09年复发,并终于夺去了她的生命。在与癌症旷日持久的战斗中,她生活中的一切都围绕着癌症展开,带上癌症的烙印,她一面适应癌症,一面挑战癌症,她曾经取得胜利,却又最终落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只能“拿出全部的力量与尊严,转动轮椅前去洗手间,似乎她已将这长达四千年的战争浓缩于此”(全书最后一句话)。

刚看到这句时,我简直不能相信Mukherjee会用如此近乎绝望的一幕来结束这本书——我一直在等待一句激动人心的、具有转折性的警句,一句煽动性的、充满信心的口号,让这本书,成为一篇面对癌症时人类写下的永不认输的战斗檄文。然而反复品味之后,我却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医生、研究者、癌症专家以他全部的学识、逻辑、经历所能提供给读者的最大安慰。而作为一个癌症研究者,我自己又怎能不明白这里面的道理?

在这场古老的战争里,当生命体的局部与整体从唇齿相依发展到敌死我活的冲突、我们作为那个不幸的整体,所面临的敌人是千万年物竞天择中演化出来的精妙而复杂的机制。在复杂得令人眼花缭乱的致癌因素之下,癌症所体现的是这个自然界最核心、最原始、最顽强的生存需要与能力。每一个癌细胞,都是一个扭曲的、发展的、比我们本人更强大的、适应能力更高的,我们自己的终极版本。正因为如此,真正战胜所有癌症的时刻,也许永远不会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之中。而充满讽刺——或具有哲学意味的,我们面对癌症时的挫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体现了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在自然选择中的胜利。

但是,哪怕我们不能像消灭天花那样消灭癌症,在与它斗争的漫长历史里,一代代科学家、医生、病人、社会活动家依然联手探索新领域、做出新发现、进行新创造,打开新天地,不断推进我们认知的前线。说到底,个体的生命总有尽头,而这些超越生存本能的,专属于人类的智慧与情感,恐怕才是我们能向自然规律这个强大敌人炫耀的唯一东西吧?。

 

October 23, 2011

生命如何分叉:The Other Wes Moore读后感

by serenq

啰啰嗦嗦写了三次,战线拉了一个月,总算是写完了,虽然写得烂,但长的特色依然如故,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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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ther Wes Moore 是一本关于两个黑人男青年的传记,在亚马逊上得分四星半。我本来就喜欢看普通人的传记,网页上的剧透更吸引了我:两个姓名一样、素不相识的男孩“在类似的邻里生长、度过了父亲缺失的艰难童年;他们曾在相仿的街角混迹于相仿的人群,都曾与警察有过不愉快的遭遇。”步入成年人的行列之后,其中一个,成为知名的罗德奖学金获得者,而另一个,却因为参与抢劫、枪杀警察而被判终身监禁。这本书的作者,自然是前一个Wes Moore,写书的目的,是“意在表现生活在这个国家最摇摇欲坠的角落中的我们的命运——它是如何因为一个趔趄而跌入错误的轨迹,又如何因为一步试探而走上正轨。”

这段话让我想起小时候爸爸曾指着中国地图让我看:黄河与长江的源头如此接近,入海口却隔得这么远,中间流经的地域更是完全不同。他说这正如人生的际遇,在生命的早期看起来所差无几的人,有时一步踏错,就会渐行渐远,终于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这个比喻多年来一直存在我心里,虽然它的教育性意义早已非常淡薄,而且我也不再相信在机遇众多的现代社会还有那么多“一步错步步错”的人生故事,更怀疑表面上“所差无几”的人生早期其实早就深埋下确定日后不同命运的种子,然而有关个人的生命轨迹如何发端、延展、转折、成型的故事与思考却总能吸引我的兴趣。

带着对窥探命运轨迹的期待,我去图书馆借了这本书,一口气看完。序言从2000年作者拿到罗德奖学金讲起——这一消息被登在巴尔的摩太阳报上,同期另一则新闻报道中,却提及另一个Wes Moore的抢劫枪杀案。也许仅仅因为同名的巧合,作者一直对此无法忘怀,从牛津毕业之后,他返回巴尔的摩,开始与另一个Wes Moore的通信、去狱中与他见面、并且采访了对方(与自己)的亲朋好友,在这些谈话中,两条生命路线渐渐变得清晰:“令人惊心的事实是,他的故事可能成为我的故事;而悲剧在于,我的故事原本可以成为他的故事。”(The chilling truth is that his story could have been mine. The tragedy is that my story could have been his.)

这本书文字相对简单(但并不出色),叙事流畅,作者的思路也很容易跟随,总的来说是一本很易读的书。从硬货上来讲,两个人的经历故事确实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基于我对美国社会一点粗浅了解,应该说反映了黑人青年成长挣扎的真实故事,无论是失败的Wes还是成功Wes,都算是相当典型。都市中贫穷的黑人社区在很大程度上被隔离、同时也被很许多“正常人”遗忘忽略、或避之唯恐不及。一代代年轻男孩在满是是犯罪、毒品、暴力、辍学、未婚少女妈妈的环境里成长起来,身不由己地踏上了父兄的覆辙。而能从既定命运轨道中脱出的那些,往往是众多力量合作的结果——一个或几个靠谱而值得尊敬的长辈亲属、家庭对教育的重视、成长中遇到的导师、以及偶然的机遇。展现这些内外因和力而为下的命运轨迹,怎么说都是好看的。

然而作为一本得分四星半的书,它多少有点让我失望。主要问题源于年轻的作者无力深刻地理解和分析庞大复杂的社会、社区以及家庭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以至于整本书停留在一种隔衣搔痒的状态,也许找准了大致位置,也许偶尔能浅度地涉及关键之处,却总是无法透彻、爽快、鞭辟入里、一针见血地刺入症结所在。这当然并不是说一本好书的作者必须唠叨不绝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体现自己的分析,事实上,有时候纯描述性的传记更能见出作者思考的功力:这种功力在取舍用墨、遣词造句、营造气氛的方方面面都能体现出来,就如一副会留白会点睛的作者画出的白描作品。然而,这种功力,本书的作者Wes Moore显然是不具备的。

不过,虽然失望,我并不认为这段阅读经历是浪费时间。这恰是基于作者对于许多关键事件平实而详尽的描写,能让读者自行思考他提出却没有解答的问题:究竟为什么这两个青年走上如此不同的道路?而且,大约也正是因为作者无力形成自己强有力的观点、无法将预设的结论强加于人,以至于读者享有广阔的思考空间。这,也未见得不是一种有益的阅读体验。

这本书留给我最强烈的感受,是再一次加深了我一直以来坚信的信念:人生早期的经历——尤其是家庭教育——对生命轨迹有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事实上,在合上书之后我饶有兴趣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把两个五岁时的Wes Moore摆在我的面前,让我预测哪一个长大以后会更为成功,我能否猜对呢?表面上看来,他们那时的境遇相当相似:家境普通、由母亲及母系亲属抚养、父亲将不会出现在他们生活之中、生活在少数族裔集中、成分复杂的社区(巴尔的摩和纽约的Bronx),街角多的是游手好闲或者以贩毒为生的男青年。但仔细分析下去,却能发现许多不同:首先,作者Wes Moore的父母是合法夫妻,父亲缺失的缘故是因病去世;而另一个Wes Moore的母亲是少女妈妈,醉鬼父亲根本没有想过要在子女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其次,作者Wes Moore的母亲受过正规大学教育,而另一个Wes Moore的母亲虽然已经是家庭里的佼佼者,却也只不过是在社区大学拿了基本学位而已;至于外公外婆方面的区别就更加显而易见,作者的实际上是牙买加移民的第二代,他的外祖父母坚韧、勤劳、富有梦想和冒险精神,并且受过良好教育,而另一个Wes Moore的外婆有着与他母亲相似的经历,是城市贫民窟里代复一代无望死循环中的一员……谁能受到更好的家庭教育,岂不是相当明显?事实上,作者确实从小被母亲不惜一切代价送入附近最好的学校,而另一个Wes则在巴尔地摩城中城外的各个学校辗转来去。以此早期经历猜测两个Wes的成年轨迹,虽然有事后诸葛亮之嫌,但似乎也并不是偶然。

颇为令人深思的是,家庭在两个少年面对生命转折点时起到了尤为关键性的作用。当作者Wes成绩一降再降,开始混迹街头的时候,母亲当机立断,将他送入了军校,用几乎不可挑战无法抗拒的强大外力迫使儿子度过躁动的青春期,走上正轨。相反,另一个Wes从十来岁起一直在独力面对世界——除了偶尔来自于兄长不得其法的暴力教育,而这兄长本身,也是街头贩毒集团的一员,可以说,来自于家庭的正面动力与约束,在他的生活中一直寥寥无几。哪怕这个Wes曾有的短暂的回头是岸的机会,都只是来自于他自身——他主动参加就职培训,学习木工,但这个机会来得太晚,对Wes的约束作用和帮助与军校不可同日而语。让人尤其悲哀又倍感荒谬的是,被动接受改变的Wes成功地改变了自己,而主动寻求改变的Wes却在挣扎之后被现实打回原籍。

既然认识到家庭的重要性,那就不能不问,什么样的家庭教育才是好的。我自己并未为人父母,谈起这样的话题似乎力不从心,不过,我也曾经历童年与少年,所以也并非无话可说。可以肯定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并不等于好的父母。从我在大学家属楼里长大的经验来看,身边书香门第里走出的不成器的糊涂蛋不知凡几,相反有许多父母不识字的同龄人,却成长为令人钦佩的人。事实上,督促子女多读几本书多识几个字往往并不能保证孩子赢在起跑线上,更重要的教育内容与成果,往往无法量化。但我觉得并非没有一定之规,从这本书里,也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譬如基本的道德准则、纪律性与学习的习惯、坚韧的性格、健康的心态,以及开放的眼界与对世界的好奇心。这些与做人、生活、求知相关的根本素质一旦形成,个人的命运就能被更好更牢地把握在手中,在面临困境与低谷的时候,也就更具备改变自我环境的能力。

但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包括在看这本书时我不断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生成长里的内因和外因究竟如何估量评判。既然我如此坚定地相信早期教育与经历在人生里的作用,不可避免地,内外作用力的分界线就变得尤其模糊含混,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外因的结果:就以改变自身命运这样相当“内因”的例子来说,同样想要改变命运的人,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是否因为成功者已经从生命早期就建立起改变的能力、动力、决心,所以他们对改变的尝试更容易成功?如果是这样,那当某人某次改变的努力失败,是不是就可以把一切责任都推到那些早已过去的原因身上,于是纵容自己的无能?其实我本身并不具备可以怪家庭怪社会的借口,而且这样的争论似乎只是陷入一种诡辩的思维怪圈,明明并无进益,却还是忍不住要去想来想去。

看完这本书已经一个月,这些问题也被搁置下来,直到写这篇读书笔记,才又有了一点新的想法:首先,没有人能够确知自己的潜力,也无法肯定早期的经历究竟对自己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如果断言自己一定不行,总是太匆忙,过于懒惰。其次,人生不是成人后就僵死不变,事实上,在我看来,正因为生命多变而充满流动性,才值得活着。而此时的所做所历(或无所作为),都对明日有不可预测的结果,那么任何时刻,都还有前进的必要与空间。最后,如果将眼光投放在家庭、社区、社会的层面,那就更没有理由只纠结于个人,因为自己的行为不仅是为自己负责,也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他人,尤其是成长中的后来者。

想清楚这三点,才觉得疑虑稍解,不过又难免觉得可气:这样的浅显道理都要反复确定,我这人还真是没有慧根,不过,既然未来总是有变化前进的希望,那也就可以和自己暂且握手言和。

April 15, 2011

纵酒长歌几少年(《此间的少年》观后感)

by serenq

戏散场,人流潮水般从教室里涌出,待走散些,我才对朋友说:“本来是抱着必然失望的心情来看,没想到这部电影比我预期好得多。”——上周六晚上来学校看的是《此间的少年》。

我想,自己口味一向挑剔,最近不少众人称赞的片子我看了也只觉平平,再加上大学毕业已经是八年前的事,我又极少怀念大学时光,对这部片子,应该不会有什么触动吧?只是因为曾经在大学最后一年喜欢过江南那本小说,喜欢过书中那些轮廓鲜明的年轻人——喜欢他们在校园里恋爱,在路灯下吃串,在小饭馆里意气风发,在深夜里伶仃大醉说着胡话——才会在这个寒意初退地春夜里慢慢踱到学校,去和记忆中的他们相见。

所不料的是,荧屏上的他们,竟然和我心底的他们没有半点差池。哪怕隔了八年时光,想象中的那些面孔与眼前所见的那些严丝合缝,完美地吻合在一起——单单这一个念头,就足以让我感动。

切入点太多,一时竟不知从哪里讲起。还是退一步,先讲讲最枯燥无味的故事结构。影片以令狐冲的回忆为线索,串起四个故事:郭靖黄蓉、令狐冲的班长生涯、穆念慈杨康、康敏乔峰。这四个故事,从最脸谱化的人物开始,以最传奇的故事结束,开头时极尽搞笑之能事(前半小时里教室里两百来号人笑声不断),慢慢过渡到更加严肃抒情的主题,不但感情层层递进,故事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也步步高升,而乔峰毕业前地一段回忆又为全剧带来自然而然的高潮与尾声(而且康敏是剧中女角当之无愧的第一美女)。编剧这样的安排,着实是讲故事的好手,调动观众情绪的能人。

郭靖和黄蓉的故事是最简单的:傻小子撞伤俏姑娘,一味道歉、负责到底,不想在女孩脆弱的瞬间感动了她。傻小子货真价实的傻,而聪明女孩竟然心理强大到完全没有任何曲折变态的小心思(再次证明嫁个好老公不如有个好老爸),两人的互动,是青春校园里被夸张被提炼的轻喜剧,令人会心微笑,但恐怕很少有人会在感情上代入其中。这一段故事,更多的是在为郭靖的室友们做铺垫:深夜回房一次次电筒照脸的询问里,杨康懒洋洋的急智,令狐冲夸张的肢体表演,段誉慢悠悠的评论,让人瞬间回到大学时代。那些熄灯后躺在各自床上说过的笑话,捶床板捶到手疼的经典段子,让人鲤鱼打挺般坐起来的惊天八卦……而和我们当年一样的是,那些最老实木讷大家最喜欢的男生,往往成为善意捉弄的最佳对象,而数年之后想来竟然羡慕他们,因为那时节留下的青春趣事,每一桩都熠熠发光。

读《此间的少年》的时候,我曾经最喜欢令狐冲——虽然毕业两年内,又改成喜欢杨康。但大学时,我喜欢那个热血青年,喜欢他那一腔理想主义、不枉不顾的热情,虽然明知道它会被岁月磨洗消磨,却因为此,更让人珍重。在电视剧里,令狐冲带着厚厚眼镜,样子竟然有些敦厚,还带有浓浓的孩子气。他和朋友喝酒,半酣时就说起五年平辽十年平西夏的胡话,这与书里并无二致。但不知道是因为自己上了年纪,还是因为电影里刻意强调了他身上那些幼稚的东西——当然书中也并没有任何一处将他塑造成一个能干的人,我在某一刻突然想:也许令狐冲真的只是个夸夸奇谈的孩子。他的热血计划里有太多经不起推敲的东西,他对当“干部”的热情看来甚至有些可笑,他甚至没有能力组织好一场舞会,他那点小聪明都流露在调侃同伴的时刻,甚至串起这个电影的他的独白都显得有些刻意和做作……但那又如何呢?我在黑暗的教室里对自己冷笑,那张扬愚勇的青春,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过,固然我从来不是一个令狐冲,但我何尝没有过数不胜数的偏激、无知、任性的时刻?而青春的本意,本来也不在于知晓什么,而在于不知晓什么,以及在不知晓的时候,还一往无前地坚信某些也许并不那样坚实的东西。令狐冲必然会在成长中变得成熟能干甚至圆滑,他也许还会保留他的热血,也许不会,但对于这个大三的孩子,未来无定的变化,其实真没什么紧要。

杨康和穆念慈之间的爱情——或者暗恋故事,是《此间的少年》中感情戏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电影里砍掉许多枝节,直接从日记开始回忆,串起前面许多小细节,非常有心。听说演穆念慈的少女虽然远不及康敏漂亮,却特别受到男生的追捧,因为“文艺少女”最得人心,让人会心微笑——毕竟还是保留点什么的孩子们。穆念慈长得有些像我的一位朋友,让我感到分外亲切,可是对这个故事的心情,真是说不上来。穆念慈是个内秀的女孩,善良朴素。她喜欢的杨康,是那个满不在乎身着白衣的少年,站在教学楼的最高层——大约因为那个少年的洒脱随意,正是代表了刻苦内敛的她所无法具备却又莫名艳羡的一种状态。

可是这样的杨康,其实又是个懒洋洋气死人的角色:他不会察言观色讨好人,甚至不会自作多情揣度女孩的心思,就在读了日记,知道穆念慈的心情之后,甚至碰到穆念慈和彭连虎交往之后,他也只是淡淡失落而已,他与穆念慈之间的互动,永远是不平衡的。在回家路上,朋友说她对杨康感到遗憾,而我未曾说出口的话是“性格决定命运,这两个人,反倒是错过的好。”可惜,一段无疾而终的单恋,往往是青少年时光里难以磨灭的痕迹,对许多人来说,负面影响甚至可以如影随形地追随终身——事实上,我对这个电影唯一不满的地方,就是彭连虎,一个胖而无神的角色,仿佛暗示着穆念慈在对杨康无望之后,选择了喜欢自己却不那么亮眼的“第二选择”,这多么让人泄气。她应该像许许多多好女孩一样,慢慢摆脱青春里的纠缠,更加了解自己和他人,并拥有更加广阔的世界。那时候再碰到杨康,她不会像中学时那样仰视他,也不会像大学时那样小心翼翼,她会平和大气,坚定自信——那是不管多漂亮的小黑裙也穿不出来的美丽。

每个校园里都有一些传奇,众口流传中被慢慢添枝加叶的绚丽故事。既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把自己的少年过得那样光芒四射,风头一时无两——虽然,那本来是少年人应该有的样子,大家才会特别热衷于这样闪亮的传奇。乔峰和康敏,正是这样的两个人:都是校园里响当当的名字,聪明、干练、骄傲、有魄力有人缘,再加上女孩校花级的容貌,和男生打篮球的好身手,真是想要不名动汴大都难。其实他们故事的本身,并没有什么令人动容的地方:乔峰为康敏出头,康敏也许因此对他动了心,但毕竟只是淡淡动心,两人的感觉都未到时机,乔峰又比康敏小,男女之事上更加不上道,一直到听说康敏结婚才若有所失——这所失,与其说是爱上康敏,不如说是幼稚男孩缺乏自知的不平衡。而从一开头,漂亮女孩出尽风头,又感到人言可畏,虽然有几分写实,但对于“传奇”的标准而言,却又未免落了俗套。饭桌上,“你康姐我毕竟是个女人”,这句话几乎让我大笑出声——只是“几乎”,因为四下里一片安静,似乎除了我,谁也不觉得这句话可笑突兀。两人既没有刻骨铭心的爱情,其错过也并非格外美好,这个如此平凡的故事,除了男女主人翁的登对漂亮之外,究竟还有什么吸引我的地方?

也许就是一种青春里特别能“来事”的感觉。我最喜欢的是两人在小酒馆里对饮的那一段,那是年轻人才会享受的喝酒法,一杯杯地灌下去,越醉,越能胡扯,越觉得自己在掏心窝子说话,就越高兴,不管说的是什么样的胡话——而只有青春那些胡话,才不要紧吧?康敏修长的手指夹着烟,眼光流转,满不在乎地说:“我康敏男朋友是多,没准你乔峰也算一个。”这一句对白,那个漂亮女孩的睥睨的眼神,瞬间抓住我心:那样奔放、任性、骄傲、高高在上、却又带着几分自怜的青春,花样年华里,自身感受比天大、而冲不破逃不出的那些有关小我的辗转心事,才是少年时光的精髓吧?这样的心事,大约除了傻乎乎的郭靖没有,令狐冲、杨康、黄蓉,甚至穆念慈,多多少少都会有吧?只不在康敏的一颦一笑之间才展现得如此淋漓尽致,而且,康敏的情绪里更加迸射出几分决然的意味——而那种动辄就要为芝麻大小的事情感到“决然”的意味,也只有十几二十岁的那些少年,才会有的吧?看着康敏在深夜里与乔峰对饮,我所想到的,不正是自己与朋友们曾经的、狂歌痛饮的大学时光?那曾有的拼尽一生休,也要饮光这箱酒的送别会。那个玩了通宵之后、几个女孩在空荡荡的合肥大街上大声唱歌的寒冷早晨。那一定要把每罐啤酒的易拉罐环攒在一起的别扭心情。还有无数个步出东门,买上一瓶啤酒,随便找个石阶坐在街边默默喝尽的深夜时分……

喜欢康敏的故事,是喜欢肆意的青春少年,而那样的时光,总会一去不返。四年前的夏天,也是我大学毕业四年之后,我在北京外郊一个非常偏僻的职业学校和RCEF的志愿者一起进行当年的支教培训。下乡前一天,大家出了山,走了很远的公路,去最近的镇上吃涮羊肉和烤串。同桌的人,都是比我小上好几岁的上大学或者刚刚大学毕业的孩子,有海外回来的,也有国内的。一直吃喝到深夜。刚沿着来路走回去的时候,我走在中间,看着地上的影子,知道后面的小男孩拉起了小女孩的手,而前面的那一伙,正高唱着我根本没有听过的歌儿,惊起村民院里的看家狗,月光透过白杨树的枝叶洒了满路。

我当然并不是到那一天才意识到这样的岁月已经从我生命里慢慢流逝,但是那一天,我才意识到我已经不再为此感到难过。我像一个老祖母一样,慢慢让自己落在队伍的最后,充满感慨地看着这些孩子的背影,然后带着一点满足地想:“在你们这个年纪,我也做过这些属于这个年纪的事情。而现在,我有别的对于我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了。”那天晚上,这些孩子没有回宿舍,他们坐在职业学校边的大石头上,对着月亮唱了一夜的歌,说了一夜的话。而我却在回到学校之后,毫不犹豫就拒绝了他们一起通宵的建议,很快洗脸睡觉,因为次日一早,我还要参与组织最后一日的培训。

就好像我看完《此间的少年》,走回家,很想很想喝上几瓶啤酒。但翻遍全家,竟然只有葡萄酒,我把酒瓶举到面前,晃了又晃,恶狠狠地对自己说:“我让你装逼!我让你装逼!”然后拔掉瓶塞,给自己倒上小半杯,慢悠悠地喝掉,在午夜穿过安城的汽笛长鸣声里,滑入沉沉梦乡。

December 15, 2010

一片孤城万仞山——高尔泰《寻找家园》读后感

by serenq

小时候从北京回成都后不太久,家里就有了一幅画。画的是达摩面壁图。现在回忆起来,达摩似乎是个壮年汉子,体态如何都记不得,但他一双眼睛,精光四射,好像能看到人心里去,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画上有题诗,一共六句,前四句是:

我来欲问安心禅,惭愧尘埃未了缘。年年碰撞前后壁,西西弗斯上下山。

“年年碰撞”对“西西弗斯”,真是神来之笔,我从小就念得熟了,后来还有一阵子拿这几句做签名档。当然,那是因为年少时青春荷尔蒙水平居高不下,在感情里的困局里兜兜转转出不来,整个生活的重心都局限在那蝇头大小的一点事情上,念到“惭愧尘埃未了缘”,便可以腆着脸以为说中了自己的心事。

那诗的后两句,第五句已经模糊,似乎有“山路迢递”四个字,而第六句是“每睹师容胆气豪”。念起来不押韵,而且出现“师容”、“胆气豪”这种有悖风花雪月情怀的字眼,非常煞风景,我那时一点也不喜欢。

画画写诗的人,叫做高尔泰。

从小就听爸爸说,高尔泰是个画家,而且有名。他当时在川师教书,八九事件那阵子入了狱,之后要跑去美国。他英文不好,拿来什么材料,请我爸帮着翻译。翻译完了,就画了这幅画作为酬谢。装裱的时候,沙河堡的裱匠把达摩面的壁切去大半,高气得跳脚,冲去与裱匠论理,大吵一架。后来他又加纸重画了墙壁,但总是残画了。他跟我爸说,自己家里还有好些画,让他尽管去拿——还没来得及去,高就去香港了。这事后来我爸一直念叨,深以为憾。有时爸爸讲起高在狱中的经历:天天做俯卧撑、留了长胡子、和其他犯人打架。他八卦这人的口气,显然有点感叹“是真名士自风流”的味道。

我是个孤陋寡闻而且闭塞的人,高固然有鼎鼎大名,我却一直对此人所知甚少。直到上周五、六连着两个晚上,放着周一就要交的term paper不写,一口气看完他的自传散文集《寻找家园》,才大为感叹,这恐怕是我在过去数年中看到的最好的中文书。

再回想家里壁上的画与诗,突然觉得自己过去不喜欢的那两句,倒反而是最有意思的点睛之笔了。

高尔泰文字好,看他的诗就知道,但好成这个样子,我却没有料到。他的文风非常正,却一点不板;文笔非常美,却一点不腻;文字非常厚,却一点不涩。整本书几十篇文章,内容各各不同,自成篇章,文风却相当一致。难得的是,一致的文风竟然也没有影响他表达那么多情感和思想,只让人觉得那些人事与感受浑然一体,互相映衬。书页之间,作者七十年的人生里的那些人事无不饱满鲜活、线条清晰、脉络分明,在一个个历史的大环境中腾挪辗转嬉笑怒骂,是一副看不倦赏不完的徐徐画卷。

高尔泰写景极好。可能由于他是画家,对色彩线条异常敏感,用词精准,画面感极强。但他不是画匠,追求的不是精美的表面,更是内中的韵味,是他小时涂鸦时父亲所讲的“气息”和“意思”(见《画事琐记》)。而且他旧学出身,字里行间都是浑然天成的古典中国最经典的审美情调,尤其是他写西北,寥寥数笔,便让人觉得走进了唐时的出塞诗,苍茫大气,却又有宋人词里隐隐低回情致。这样的写景文字读起来,不光是视觉上的的享受,更能有能身临其境的触动,而在阅读时被调动想象的快感,真是非常妙的一种感觉。譬如这几段:

烟不上升,在大野上凝成长条的沉云,逐渐溶解在暮蔼之中,使暮蔼溷浊而有焦糊味儿,昏黄里透着晚霞的夜紫。

日落时分,到达靖远城下的黄河边。浊流漏急,声如郁雷。对岸土城逶迤,暝色里不见一个人影。城上徘徊着暗淡的霞晖,缺处可以望见城里的灯火,东一丛西几点,交织着一圈圈朦胧的光晕,像灰黄色土纸上模糊的水渍。

须臾月出,大而无光,暗红暗红的。荒原愈见其黑,景色凄厉犷悍。

因为读书少,很多年没有看过这么出色的景物描写,有时忍不住一读再读,仿佛中学时念到诗词里的好句,自个儿反复低吟,只觉得齿颊含香。

写景其实是书里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最多、也写得最好的,是人。高尔泰写人,也得到写意的精髓。虽然他用笔并不简,总是把环境、背景交代得清清楚楚,但是最出彩的,往往是在细节处见人风骨。在写夹边沟的几个人时,这一点最为突出。很多时候所写的人只有一面或数面之缘,可他淡淡地讲来,却给人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勤勉听话到固执郭永怀,对大家骂他假积极而无法反驳;简单得几乎是愚笨的大个子张元勤,夜里偷偷在被子里哭;偏执的龙庆忠,在饿殍满地的时候还不舍得拿绳子捆自己“双面咔叽布”的蓝皮袄;当然更不必说正直、隐隐有侠气的安兆俊,如何在西斜的秋阳里与高默默并肩而坐……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死在那个只有黄土风沙的死亡农场,变成无名无姓的累累白骨。五十多年后,他们在高的笔下却如此生动,似乎能从书页上冉冉站起、下一刻就要谈笑风生。

高写人事,尤其是那个复杂而荒谬的年代里的人事,有一种异常客观的态度,非常难得。这当然不是因为高本人能对当年的一切心平气和,作为一个热爱自由、从小就当惯刺头、极其有个性有思想的人,哪怕在花甲之年,文笔又相当内敛,他对当年一切的愤怒还能从那句“冷血杀手笑眯眯的胖脸”里依稀得见——话说我见到这句话时,突兀惊讶的感觉不下于当年读红楼读到宝钗扑蝶陷害黛玉那一节:含蓄了那么久,怎么突然就撕破脸皮明里说出来了?!他的客观,是一种克制,也是一种尊重和反省。

是的,高对所有人,都有一种尊重、一种试图理解的尝试。而他对自己,则充满了反省和诚实。这种态度,让我这个一向非常挑剔并且通常充满怀疑的读者,愿意稍微放松警惕和戒心,选择相信他的叙述——不是视角。他能做到事是事,人是人,思想是思想,品质是品质。他对事、对思想,严守阵地,绝不放手,不惜评价自己的的同事与友人杨梓彬 “西西弗斯老去,已经弄不清石头是在上山还是下山了”,口气不可谓不刻薄;但文章里却又絮絮地写杨的直言上书、满腔爱国热情(因此获罪)、身体力行恪守儒家道德、以及对自己的帮助爱护,甚至长篇记录两人辨学,基本上不偏不倚,令人信服。当然他对自己的问题也并不姑息,譬如如何在文革派系争斗中求生,如何威胁别人以求自保,甚至威胁自己的妻子以期离婚——立刻又评价说“我怎能如此下贱”。正因为高暴露自己的软弱,甚至阴暗,所以才让人信任。我看完全书,对高并未生出任何崇敬之心(除了文笔以外)——他当然不是一个完人,甚至不是一个伟人,他只是一个努力求真的人。哪怕我对所他求的真并不见得赞同,但他求真和努力的心态,令人敬重。

书里有不少理论性思想性比较强的篇章,尤其是高和其他学者辩道的内容。饶是老爸从小就在我耳边嚷嚷异化,我依然没有完全看懂,甚至很多时候不耐烦地跳过大量段落。虽然如此,我对高的思想依然有看法:他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思想家,却不是一个实干家;他是一个批判者,却不是一个建设者。作为一个被成功洗脑的理科生,我虽然能欣赏高的思想中灼灼闪耀的深刻的人性光辉,却无法不想到“怎样能实施”的问题。但是、当然,一个社会如何对待这样的思想家和批判者,是衡量这个社会进步水平的坐标。

这个,我不想多说。

说八卦。书里高对自己的个人生活,也有许多描述和记录。譬如他的三次婚姻。第一个妻子温柔善良,文革时在第二次怀孕时死去,只留下他的大女儿高林。高林后来遭遇各种不幸,且罹患精神分裂症,在高离开大陆后不久自杀在川师后的农村。第二段婚姻留下两个女儿,但一直充满痛苦和争吵,完全可以被放入任何未名之类的论坛,接受大妈和wsn们狂风暴雨般地攻击、辩护与争论。但说到底,只是两个性格不合的人,不幸地在认清形势之间就冲动地进入坟墓,再加上贫贱夫妻百事哀——太阳底下并无新事。第三任妻子小雨善良而单纯,热爱艺术,与高志同道合,婚姻幸福美满。可是让我最难过的,还是高林。

他不是一个好爸爸,自己满腔热血,生活上的事情浑不在意,求生能力弱。他不会做饭,带着女儿吃食堂,连续吃她不喜欢的面食,待女儿大了,是她一针一线帮父亲密密缝好衣服。他感情冲动,甚至在女儿小时光着身子跑过寒夜找爸爸时不是给予温柔抚慰,而竟是因为怕她着凉,又惊又怒报以爆打。他虽然开明,却不懂得体贴少女心思,听女儿说友人儿子相貌英俊,只晓得说要“替你去说”,但看到女儿真正陷身爱情漩涡,却又一筹莫展。从后来高林对小雨的依恋倾诉来看,这个父亲,恐怕也不是一个好的倾听者与开导者。

但我在这些事情之外,却能体会到高尔泰对女儿自有深深的爱。他有童心、感情充沛而分明,虽未有太多直笔描写,却也不是不能想象他能给孩子带来的快乐。他靠画主席像谋生时,一两天能画完的像磨上一个月,偷来的时间,很多给了女儿:带她画画、识字、游戏、做玩具……高林童年时如此颠沛流离,后来却异常懂事、优秀、而且对父亲有深深依恋,都证明他的教育其实不算差劲。她的精神分裂,究竟是什么诱因,我未见其人,不是医生,自然不敢妄言。看高所写,大约与爱情挫折,和因为父亲“反动”而未能保送南开大学成功有关。成绩如此出色,竟然无法继续学业和梦想,令人心悸。她后来在家养病,对小雨非常喜欢,三个人在川师后面的树林里散步,终于像一个家庭——那片树林子,小时候每个下午爸爸都要带我去跑步锻炼,一连十年,几乎未曾间断,一木一石,我都熟悉得不得了。我想当时该是八九年冬末春来的时候,洋槐树上酝酿着馥郁的花朵,田野里紫红色和白色的豌豆花开了一茬又一茬。三个人亲密地散步、聊天、歌唱,仿佛就要苦尽甘来——只是仿佛,高很快入狱,之后和小雨一起远走香港,因为不能带走已经是成年人的女儿,高林被留在成都。她旧病复发,自杀时也就是二十出头的少女。

书里絮絮地写,高和小雨前去香港离开川师时,走了一条我极为熟悉的路线——在大门口坐38路到双桥子,转3路到牛市口。这些公车,我小学时曾无数次乘坐过;这些站名,我无数次经过过。我甚至可以想象,在五年级上期的某一天,我所乘坐的车上,就有那样装作神情淡然的三个人。下车后,年轻的女孩执意要帮爸爸提着大包——我是看到这里险些掉眼泪的。我没有为人父母的经历,但我是女儿,我不能想象,如果我踏入高林的鞋子,我的父母将会如何。

痛何如哉。

夜深已近两点,此刻天苍地茫,家山万里,正该去梦里思量忽忽流光,急急堕简,不知道北美大陆另一侧的高先生已安睡与否,而我终于言尽词穷,就到此掷笔吧。

October 10, 2010

历史的必然性?

by serenq

又一篇非常啰嗦的读书笔记:Guns, Germs and Steel by Jared Diamond. (有中文译本:《枪炮、病菌与钢铁》。)

零八年的九月,在秘鲁高原小城库斯科的博物馆里,我曾带着难以置信而无比迷惑的心情,在某个玻璃橱窗外久久站立——其中展出了印加人的信息记录方式:结绳记事。那是公元十六世纪,西班牙人的坚船利炮已经横渡大西洋,抵达巴拿马。在过去数千年间,在亚欧大陆的许多角落,人们写下了《圣经》、《仲夏夜之梦》、《一千零一夜》以及《资治通鉴》,而这个南美大陆最强大的帝国——坐拥金山、武功赫赫的印加,居然没有文字!

在其后两年的阅读与游历里,我又只鳞片爪地捡起有关拉美古文明的其他知识。譬如印加之前,在南美也有不少更早期的文明。在后人的考证里,它们或精于天文,或长于农业,可与旧大陆上大多数薪火相传的国家与朝代不同,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湮灭历史深处,既不曾留下任何文字记载的史实,也就不能为后来者提供进一步发展的坚固根基。又或者,在墨西哥玛雅文化帕冷克的博物馆中,我曾看到拉美大陆上唯一的古代文字。每一个符号是精雕细刻的方块图案,可我实在难以想象如此繁复的文字,纵然精美绝伦,又如何能深入民间,成为有效的沟通、传播与记录的工具。而我在美国西部见到的印第安文明遗址就更加原始简陋,仿佛还停留在半坡时期。当日在秘鲁博物馆里,同行朋友一句政治不正确却又让我们人人点头的玩笑话时时回荡在我耳畔:“这么有钱,还这么落后,我要是西班牙人,也想灭了它!”

人性的残忍与贪婪是另一个话题,但新旧大陆上文明发展水平之间的巨大鸿沟,让我无法视而不见。而“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巨大的谜题,自秘鲁之行以后,一直不肯弃我而去。直到今年夏天,后知后觉的我,首次翻开Jared Diamond的Guns, Germs and Steel。Diamond是UCLA的教授,演化与环境生物学家,人类学者。他这本四百多页的书,曾获98年普利策奖,而整本书所要回答的,正是我所无法回答的问题。

阅读时,最让我难以忘怀的快感往往来自于两种体验:撞击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或建立在坚实证据与严密逻辑上的智慧启蒙。 而阅读Diamond的这本书,正是后者的最佳典范。

与许多只着眼于历史事件的近期诱因的学者不同,Diamond将目光投向悠远的时空深处,试图从更宏观更根本的角度来理解那些决定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因素,并寻找其中具有普适性的科学规律。这本书最重要的观点,便是不同的自然环境——而非人种自身的生理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人类社会的特性。这个观点乍一听没什么特别,但Diamond进一步落脚在他所认为最基本最重要的环境因素之上:当地的动植物资源是否适合农业与畜牧业的发展,与不同地域之间交通的便利与否。

在Diamond看来,当一万三千年前,人类首次沿着白令海峡进入新大陆时,在地球的各处,各个处于萌芽期的人群虽然各有特色,在发展水平上却难分轩轾。从那以后,不同大陆、不同区域的人类社会之所以进入了全然不同的发展轨迹,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进入农业社会的先后决定的。这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地方——尤其是西亚的“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与中国的黄河流域,不但气候适宜,更重要的是其所生长的野生植物与动物非常适宜被人类种植与驯养。举个书中的例子,野生大麦并不需要经过长久的人工选择,就能成为产量尚佳、营养丰富、便于种植收割的农业作物。但中美洲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玉米则与它狗尾草般的野生祖先teosinte外貌相去甚远,可想而知,为了让玉米成为今天的模样,古代中美洲的人们曾付出多少代的艰辛努力——这并非因为中美洲的人愚蠢地选择了不合适的作物,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未被老天赐予更好的选择。

与培育农作物相比,驯养动物、尤其是大型的动物则是更加困难的任务。Diamond指出,整个世界上的野生动物之中,只有极少一部分具有适合被驯养的生物特性。而这极少的动物中,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亚欧大陆上,尤其在农业首先发展的区域——而在整个拉美,只有羊驼一种大型哺乳动物,成为当地畜牧业的支柱。于是,那些幸运地生活在新月沃土或者中国中原地区的古人们,率先进入农业时代,也率先踏入了文明的晨曦。而那些虽然并不具备如此优厚的自然条件,却幸运地生活在这些地区附近的人们,也很快受到他们的影响,相继进入农业社会。而文明的传播,就引出了Diamond的第二个焦点——自然环境对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所产生的影响。

Diamond提出一个有趣的、我从未想过的现象:亚欧大陆是东西阔于南北,而美洲和非洲则是南北长于东西。Diamond声称,由于亚欧大陆上的早期人类都或多或少的处于相似的纬度,这就便于农作物从一处迅速普及到另一处,而相比之下,中美洲的玉米却很难越过赤道湿热的气候,扩展到南美洲。交流的便利不仅仅有利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更有利于文明的碰撞与技术、思想的传播——阿兹特人曾创造出轮子,却因为缺乏大型驯养动物,而沦为儿童的玩具,与此同时,安第斯山脉的羊驼从未拖过一辆轮车。而我们每个人都熟知亚欧大陆上长达数千年的人类交流史,那些联系起东西方的著名贸易道路以及庞大帝国的军事远征。当然,东西南北的宽度只是地理障碍对于人类交流影响的一个例证之一,高山、沙漠、狭窄的陆桥都会成为遏制文化传播的原因。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留下的烙印,昭然若揭。

迈入农业社会、发展畜牧业和文化交流,还带来了我不曾想过的后果:新型疾病的产生、瘟疫的扩散与免疫力的形成。由于人类与动物的近距离杂居,曾经只能感染动物的病原体一旦获得了能够侵入人体的突变,就产生出新的传染疾病。同时,由于农业社会能够支持更多的人口,瘟疫既能迅速地扩散开来,又不至于顷刻间就将大片的土地变成无人区,而这就为自然选择与人类免疫机制争取了时间。当西班牙人到达美洲时,他们所带去的瘟疫远比他们的刀剑枪炮更为高效,比他们的马蹄更为迅捷——死于旧大陆传染病的土著,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死于战争与屠杀的那些。这当然是人类交流中无心的副产品,却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也从一个新颖的角度暗示了新旧大陆的区别。

书中很大一部分篇幅被用来详细介绍进入农业社会之后,文字、科技、政治制度与国家形态如何飞速发展,并且与农业生产、人口递增以及领土扩展形成互相促进的正反馈环,借以展示最初那些幸运者先行迈出的一小步,如何导致了后来不同大陆、不同文化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我特别喜欢他讲到社会发展水平与特点对接受先进技术的影响——许多旁人看来先进的东西,如果社会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能让它拥有用武之地的地步,那它就无法被普及开来。

不过,对于我个人来说,这部分并不算新知,也远没有解答“最初那一步如何迈出”来得有趣。因为在阅读历史时,我往往限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境,无法判断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总是忍不住往前探寻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最早源头与根本逻辑——我知道这是理科思维的定势,从某一程度上来说,也很可能导致盲目与偏执,但那种追求“终极”的历史必然性的好奇心,实在很难压制。Diamond的这本书,狠狠地填补了我的好奇心。

这并不是说这是一本完美的书,更不是说Diamond的理论无懈可击。Diamond既然尝试寻找历史发展背后普适的逻辑,他的理论,就必然面临过于简单化的问题。事实上,在提供例外这类任务上,再没有谁比历史这个狡猾的小姑娘更为擅长。在此书的第四部分,当Diamond把他的理论用于特定的人类群体,解释他们的发展轨迹时,他就不时需要面临这样的困境,试图解释那些用他最初的理论无法解释的东西——譬如为何最早进入农业社会的西亚并没有保持他们在历史发展最初阶段的优势,而一直领先的中国又为何逐渐落后。

此外,虽然这本书充满了扎实的科学研究,但他的理论所依赖的许多前提,依然只是假设而已。最明显也最让我难以信服的,是关于适于驯养的动植物分布不均的部分。虽然Diamond引用了一些论文,指出这世界上适合农业与畜牧业的动植物实际寥寥无几,但这些论文带有着浓厚的“事后诸葛亮”的猜测与推论成分,却未能提供坚实而令人信服的科研数据。不论听起来如何有道理,那些论文并不能证明它们所列出的动植物是唯一适于人类培训驯养的那些;换言之,它们无法证明农业首发于西亚与中国,而非气候条件相似的其他区域,确是因为这里的人“正好”生活在这些动植物之间,而不是因为其他人为或非人为的原因。这些假设是全书最重要的根基之一,虽然我理解现代学者研究历史事件的难处,这样的不严谨和随意性依然让人生出许多疑虑。

最后,不论我如何渴望看到一个清晰明了、逻辑强大的历史公式,我都不能不承认,历史不是物理数学,甚至不是分子生物加现代神经科学。历史里充满了偶然与动荡,那些无法被预测和量化的东西——事实上,这也是历史与其他人文科学独特的魅力之一(Diamond仅用很短的篇幅提到了历史的偶然性)。同时,值得一提的是,环境(参与)决定人类历史进程的理论,绝不应该被解释为人类自身的创造性与能力并不重要,或者人类仅能被动地接受自己的命运。因为人类命运的本身,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正是由人类如何改变周遭的环境而决定的,无论这样的改变是好还是歹。

全书我最喜欢的是最后一章,其中Diamond不但简明扼要地综述了他前面提出的观点,并且进一步提出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可以从过去的自然科学研究中获得哪些关于研究方向与方法的启示。他强调了获取科研数据、使用统计方法、探寻逻辑与规律、确定因果关系、以及利用“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来进行观察、分析与推论。对于我这样历史学的门外汉,这些建议听起来相当中肯,且有独到的见解——当然,也许对于学习历史学的研究者,这些Diamond十来年前提出的观点,早就不新鲜了吧。

在网上浏览关于这本书的书评的时候,很容易就碰到这样的批评:虽然Diamond口口声声说自己这本书向种族主义宣战,可是实际上,他不过是从“基因种族主义”跳到“环境种族主义”而已。他的环境决定论只不过是从另一种角度宣称“劣等民族”的人种生而劣等。这样的论调,让我感到相当不安。虽然我理解它们的逻辑,但我在书中所看到的,恰好是有着同样智慧与能力,以及相似的善恶人性的人们,如何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利用自己的双手与大脑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挑战自己以及促使社会的车轮不断前行。不论最后成为什么样的群体,他们在这过去千万年中的演化与奋斗,都应该是让每一个人尊敬且感到骄傲的东西。同时,Diamond作为一个学者,他所肩负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力把他所认为最接近真相的事实客观公正、不添油加醋地摆在每个人面前,无论这样的事实让人觉得美好还是丑恶。而且,更好的了解事实的真相,从长期来说,几乎总是导致社会的进步,而非后退。

Diamond显然早已预料到这样的批评。在此书前言之中,他特意以不短的篇幅来回答这样的争议。我格外喜欢这段话,所以原文摘抄如下,作为结尾:

What use one makes of a historical explanation is a question separate from the explanation itself. Understanding is more often used to try to alter an outcome than to repeat or perpetuate it. That’s why psychologists try to understand the minds of murderers and rapists, why social historians try to understand genocide and why physicians try to understand the causes of human disease. Those investigators do not seek to justify murder, rape, genocide and illness. Instead, they seek to us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a chain of causes to interrupt the chain.

October 8, 2010

温情

by serenq

我稍有闲暇,就不思上进——今天又靠在枕上,花半晚看完一篇中篇小说,李翊云的Kindness,她新书Gold Boy, Emerald Girl里的第一篇。

一年半以前曾经写过blog介绍这个作家,在此不愿重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这里。当时对她的作品到为人都不以为然,还以为再也不会借这人的书来看。谁知不久前从All Things Considered里听到她一段短短访谈,居然又勾起满腹好奇,当晚就在安娜堡的公共图书馆里request了这本小说集,在九月中一个阳光和暖的午后借来,看了最后三个短篇(包括作为书名的《金童玉女》)。

Gold Boy, Emerald Girl其实还算好,另两篇Sweeping PastSouvenir实在是令人咋舌的坏——依然是生硬刻意的细节,唐突做作的戏剧冲突,片面却不锋锐的人物,肤浅俗气政治化的主题。我失望透顶,转手就扔在一边,只是因为又忙又懒,才一直没有还掉。

没想到,今晚一气读完八十页的Kindness,竟然相当令人惊喜——合上书时还失神半晌,且颇为不解,如果一个作者能写出这样好的 文字,又为何会在书中放入那些毫无回味、大失水准的篇章?当然阅读癖好是非常私人而主观的事情,李翊云大约不会欣赏我的品味。

我始终觉得,大多数作家,还是对自己亲历的事情(尤其是年少时)把握得最好,写来也最为生动鲜活。实际上,李翊云第一本书中我最喜欢的小说,也正是最贴近她童年经历的一篇。Kindness以六*四之后、某些大学所实行的一年军训为背景,由于作者曾经历过那段岁月,许多细节写得栩栩如生,为小说故事提供了格外丰富立体的环境,仿佛错综复杂的胎盘供血机制,让深睡其中的婴儿有了沉稳有力的呼吸。最好的部分是那些在大别山行军日子,应该也是作者最刻骨铭心的记忆之一。那些雀跃的心情、路边绽放的野花、站岗时寒冷的初春夜晚、男孩子隔着门递过来的情书和当地烈酒——这些仿佛“正常”的青春映衬着主人翁少女的不同寻常的人生故事与童年经历、性格里的桀骜和阴郁、孩子气的反叛、对温情的抗拒与向往,再加上高潮时这一切的戛然而止,让整个故事显得格外动人,而且毫不流俗。在这篇小说里,所有看来微微怪异而吊诡的情节都恰到好处,为故事发展加上适合的张力,却又非常克制,显出作者老道的驾驭能力。而那些关于爱情与命运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中徐徐展开,不着痕迹,却尽得风流。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我不停地想起自己的大学时代,虽然它与作者想要表现的东西相去甚远,但仅仅因为它的存在,我常常瞬间被作者拐骗贿赂,一头扎入书中,在似是而非的文字之美中,暂时忘却那些天堑鸿沟。

可能正是因为这是由中国人用英语写出的小说,又描写许多中国年轻人都或多或少经历过的年代,在内容的熟悉与文字的隔离中,她为我这样的读者营造了一个充满特殊的叙述节奏与音律的文境,以及一种难以复制的新鲜感。

当然,我觉得我亟需多看中文好书,否则,我真的要不会写文章了。

September 18, 2010

读书笔记:Stones into Schools by Greg Mortenson

by serenq

stones into schools ThreeCups_children

周五的傍晚,学院里空空荡荡,四下里异常安静。我蜷缩在二楼走道尽头的沙发上,终于看完了Greg Mortenson的新书Stones into Schools。当我走出大门的时候,暮色半浓,满眼都是匆匆忙忙赶去爬梯的美国小本。像每次长时间阅读后一样,我又有片刻的恍惚;刚从阿富汗的战乱与雪域中收回的思绪迟缓而疑惑,似乎难以理解我竟身在此处的现实。

Greg Mortenson是一个虎背熊腰的大个子美国人,有着极其和善的面容和亲切的微笑。他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的明尼苏达,不满一岁就由父母带到坦桑尼亚,在那里度过整个童年——由教会出资,他的父母在非洲教书、修建学校和医院。十五岁时,Greg回到美国,在平平无奇的学校念完了高中,其后参军,作为医疗人员,在德国服役两年。役满,他靠运动员和军队奖学金在同样平平无奇的大学完成学业,成为一名护士。此后十年间,他与千千万万普通美国人一样,辗转呆过几个地方,做着不起眼的工作,约会不同的女人。他热爱户外运动,酷爱登山,所以当他最爱的小妹妹去世后,他带着她的项链,想将它放在位于喀喇昆仑山脉的著名险峰K2顶上,作为对妹妹特殊的纪念。

可惜,他所跟随的团队从巴基斯坦一侧登顶失败,Greg精疲力尽,在下山途中与向导失散,迷路,误入一个小小的、名叫Korphe的村庄。在那里他受到当地人的精心照料,恢复健康。离开前,他发现当地没有一所学校,孩子们只能露天上课,于是他许下诺言,要回来帮他们建立学校。那是1993年,36岁的Greg几乎身无长物,很快意识到自己将为盲目的诺言付出怎样的代价:为了省钱,他栖身在车里(好在三番气候温和),不敢带女友吃豪华大餐(于是很快被踹)。同时他向自己所能想到的“有名人物”发信募捐,一无所获。困境一直持续到硅谷企业家JeanHoerni愿意出资一万两千美元,他才终于可以回到巴基斯坦,开始实施他的诺言。而他所不曾料到的是,为了修建这所学校,他将遭遇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与反复,也将获得无比宝贵的经历与影响他终身的箴言,同时,他的未来与人生从此幡然巨变。

这所有的一切,以及他其后在巴基斯坦最偏远的山区修建学校,并逐渐将视野拓展到塔利班战退后的阿富汗,支持少女与妇女教育的故事,在Greg Mortenson的第一本书Three Cups of Tea(与David Oliver Relin合著)里有着详尽叙述。

去年春天,在我翻开Three Cups of Tea之前,我已经反反复复在NPR里听到它的名字——它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并在零八年入选One Book One San Diego。可是这个名字一直让我以为它是心灵鸡汤人生散文一类的作品,所以兴趣寥寥。直到我听说它的真正内容之后,才将它迫不及待地从UCSD图书馆里借来,花了整个Memorial Day假期看完,真是相见恨晚。无可争辩的,这本书给了我过去数年间最难以忘怀的阅读经历,而Greg Mortenson成为成年后的我既毫无保留地喜欢又心悦诚服的唯一一人。所以当我听收音机里介绍到他的第二本书Stones into Schools后,又连忙借到手,花了两夜一下午看完,最初还怕会审美疲劳,但后来渐入佳境,看到结尾处竟然比当年看三杯茶更觉得荡气回肠——长舒一口气,Greg果然不会让我失望。而更让我惊喜的是,如果在三杯茶里我为Greg的成长与进步感到欣慰,Stones into Schools里我所见到的Greg则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领导者,有着广阔的视野与清晰工作策略,却并未摒弃他性格深处最难得的闪光点。

我曾经在网上看过Greg的采访视频,后来也在NPR里听到他的数次访谈,与他庞大身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声音异常柔和,甚至有时透出近乎胆怯的羞涩,但他周身流淌着无法遮掩的和气与亲切,让我立刻就心生好感,并理解为什么他能在千万里之外,与自己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地方结识那么多好友与助手。我一直相信一个人天性里的善良与真诚无需大声兜售,在长久交往里一目了然。而在善良真诚之外,Greg显然还具备许多其他优点:他从不倨傲,毫无偏见,善于聆听,对目标执着的同时,在细节上实际而随和。他与在当地结识的同伴一起为修建学校奔忙时,可以分享牙刷、镇痛片、外套与内衣,可以48小时连续蜷缩在租来的车里,可以在陌生人家地板上倒头入睡——在Greg的词典里,大约没有吃苦这个词,即便有,他从不以此自傲,每次说来,都淡淡地仿佛谈论家常,或者带着自嘲的语气——这不是故意装出来的豁达,他非但觉得这一切本该如此,而且全心全意地热爱在巴基斯坦或者阿富汗颠簸土路上的这一切,远胜于他后来出名后无法推脱的演讲与采访。

能与自己服务的人群建立起如此亲密无间的友谊与感情,对于任何一个草根工作者,都是一种难得而极其重要的才能。很可惜,许多NGO工作者,空有满腔理想主义的热情,却远远无法做到这一点,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外来人,一个蜻蜓点水的过客。有时候,这并非是出于无知和傲慢,而只是因为工作者与当地人来自极为不同的背景与经历,实在无法做到水乳交融。哪怕像RCEF这样把建立当地联系放在工作首位的组织,也与当地合作小学的教师和校长有着这样那样的摩擦,甚至在出外吃饭时,自动分别坐成两桌人。我绝不是指责旧日的同事和朋友,而且我自己在与人交流上更加欠缺,但我所亲见亲历的困难,更让我对Greg由衷敬佩,并且充满羡慕。

可是,在回到美国,与“同类人”打交道时,Greg非但不算精通,而且不太情愿,甚至一开始,并不成功。三杯茶里我唯一不满意的一点,就是它在前半本提到Greg与自己NGO里其他工作人员颇有一些摩擦与意见向左的地方,可是后来却又对此只字不提,只看到他工作越来越成功,却不知道他如何最终解决了那些矛盾与冲突。我之所以对此格外有兴趣,是因为过去几年支教时,颇在几个组织里看到某些非常有能力与理想的人,能与孩子与村民彻底打成一片,却不能将自己的想法与计划流畅地与同事沟通,最终产生信任危机,团队分崩离析。对于我遗留的疑问,到了这第二本书里,我突然有了答案——在最重要的工作上,他几乎完全倚仗当地的草根工作人员。他的NGO的所有项目执行人,无一例外的是巴基斯坦或者阿富汗人,其中很多来自于他们所服务的偏远地区。而美国的人员只负责募捐、公共关系和批准预算。

Greg任用当地人负责项目,自然不仅是因为他自己和这些人打交道更加顺畅,他的做法,也并非出于直觉或习惯,更出于他一直以来有意遵守的信条——他所服务的人群自身,应该成为这些项目的核心。四十年前,当Greg的父亲在坦桑尼亚建立起当地第一所教学医院时,他在落成仪式上宣布:“十年之后,这所医院的所有部门的负责人,将由坦桑尼亚人担任。”而当Greg自己成为一名人道主义工作者时,他将这句话背后的精髓思想,贯穿始终。

自然,启用当地人作为项目执行者,有许多显而易见的优势。他们精通语言,熟悉文化,了解当地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往往能因地制宜,以外来者想象不到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且,他们与其他当地人打交道时,天然就有一种亲切的“自己人”的感觉,很容易建立纽带。更重要的是,他们往往最能了解和体会当地人真正的需求和困难,能从此出发设计、调整项目计划,做到有的放矢。与此相反,许多庞大而负有盛名的国际组织,或者充满好意的外来志愿者,往往盲目提供牛头不对马嘴的救援措施。譬如巴基斯坦地震后,许多西方的户外产品公司捐助了大量昂贵的登山帐篷,却全然没有想到这些轻便、高科技的先进玩意,狭窄、不保暖,而且易燃,远不及便宜的帆布大帐篷有用。而与此相反,Greg的同事们深入灾区,长期考察,和孩子与家长面谈,度量灾民的真正需要,从课桌到操场,每一样都贴心。

可是,Greg将服务人群至于服务项目中心的策略,其意义还远不止于此。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他让当地人有一种全心全意的责任感,感觉到“这是我们的学校”,而不是“这是大个子美国人捐助的学校”。每一处的项目,都由当地最德高望重的老者出面商定校址、提供人力,Greg的NGO则负责经费,而购买建材一类的任务,就交给他忠实、能干、投入、热情四射的当地工作人员。正是因为每一个村庄的村民都亲手调和水泥、整饬校基、添砖加瓦、招募教师、清点学生,在一次次极端主义的暴乱中,村民们(往往是最受尊敬的老人们)自动站在校门前,阻挡了暴徒的脚步。可以想象,这一切,仅靠Greg,哪怕他有三头六臂,精良武器装备,也无法完成。同样,也正是在他们NGO的鼓励下,Kabul的妇女会发起妇女教育组织,并迅速将事业扩展到阿富汗的其他地区。仅靠Greg筹措的款项,也许永远不能使那么多妇女受益。

而他这一策略所取得的最感人的成绩,则是在Stones into Schools的结尾。在阿富汗深入东北、与中国天山接壤的狭长地带,这世界上最与世隔绝的地方之一,当地游牧人民的领导在自己病重垂死之际,无法得到外界援手之时,动员起自己手下的全部力量,集中当地的壮丁与耗牛,加速修建学校——因为他想在严寒的冬天来临之前完成修筑工程,这样孩子们的教育就不必等到来年。可以想象,以这样的意志与参与感做后盾,所成就的不仅仅是建立一所学校,更播种了教育重要的信念。同时,在这个几乎被世界遗忘的角落,因此而激发起的团结、勇气与执着,对于这一群饱经磨难的人,也是无比珍贵的财富。

在这个项目最困难的时候,Greg曾冲动地想要直接飞往这个村庄,但他迅速意识到,自己从未亲临此地,也从未直接指挥过一砖一瓦的搬运,他即便出现,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最后,在这场成绩非凡的战斗里,他成了一个“没用”的人。

而在我看来,Greg此刻的“没用”,正是他在过去十七年间所取得的最大成绩。

————-

多说几句:这两本书另一个非常难得之处,是把Greg的故事与经历融入了世界政局的大背景,尤其着眼于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变化,和美国本土人民在9/11之后的思维转变。实际上,Greg的工作无可避免地与近十年来美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军事外交纠结在一起,而且我相信,如果不是因为阿富汗战争,也许Greg的工作也永远无法获得如此广泛的关注。不过,因为我已经写得太多,而错综复杂的国际政局远远超越了我所能驾驭的范畴,这部分的内容,还是留给那些没被我长篇大论罗嗦吓跑的同学自己去书中发掘吧。

August 28, 2010

读书笔记:The Immortal Life of Henrietta Lacks

by serenq

第一次听说这本书,是在今年上半年一个阴沉的午后。我几乎可以肯定那是一个周二,而我又照例逃掉了上午的两节统计课。吃过午饭收拾房间,打开收音机,传来Terry
GrossFresh Air,之后一个小时里,我一动不动地坐在地上,听完了整个节目。

被采访的年轻女作家叫做Rebecca Skloot,新作(实际上是她的第一本书)The
Immortal Life of Henrietta Lacks
。谁是Henrietta
Lacks?她是一个身量苗条的女人,棕色皮肤,面容娇好,善于烹饪,是五个孩子的母亲,生活在六十年前巴尔的摩——那时,黑人还不能与白人同院看病,而她正是在慈善医院John
Hopkins的“有色病房”查出宫颈癌。很快,异常恶性的癌症细胞无可逆转地占据了她几乎所有的内脏器官,“像覆盖着一颗颗白色的珍珠”,她抽搐、咳血、消瘦,死于1951年的秋天。

Henrietta Lacks体内提出的癌细胞,在实验室里疯狂繁殖,成为人类历史上首次在体外被成功培养的细胞株——大名鼎鼎的Hela细胞。它在生物医学研究中的地位之重要,以至于连我这样不学无术的家伙都早早听说了它的大名。

在那次访谈里,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当RebeccaHenrietta的丈夫取得联系时,那个年老的男人一生中所听说过的唯一“cell”,就是他儿子在监狱里被关押的那一种。这一句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中我的神经,将“黑人、贫困、极其有限的教育、犯罪频发的邻里”等词捆绑在一起,气势汹汹地丢在我的脑海里,而与此同时,长期以来与HeLa细胞所联系在一起的那些词语——科学、新知、洁净——却也一一浮现,两厢对望,黑白立判,针尖麦芒,完全无法妥协。

科学与种族的混杂,再加上许多充满人性的鲜活细节,促使我终于找来了这本书,一口气看完,才发现这书里的内容,远比我原先设想的要多得多。

Rebecca以自己的采访经历以及Herrieta与她家人的生活为线索,穿插了医学发展、种族对抗、医患关系、科研伦理等许多内容——她写这本书历时十年,搜集了大量资料,涉猎颇广,但三百多页看下来,感觉竟然不是太芜杂,而是想知道更多。

HeLa细胞在科学上的重要性,即便这本书里充斥着诺奖大牛也不奇怪——确实曾有两页中出现三个诺奖获得者,而且横跨几十年,研究方向也各不相同。不过,这本书的纯科学内容实在不多,有几页草草提到宫颈癌由HPV感染导致,而HPV插入了Henriettap53基因,成为它们癌变的原因,又有一处提到端粒酶在HeLa细胞中的作用,此外就是HeLa细胞污染其他细胞系的情况,占据了一章有余。不过这些对于我本来也不是阅读兴趣所在,有无并不紧要,只是有时兴起,仔细寻找漏洞,用来判断作者严谨与否——还好还好,并没有任何扎眼的硬伤。

科学方面有趣的内容是几十年前的科研条件。培养出HeLa细胞的实验室,从培养间到水池,居然都是大老板一草一木动手搭建——George Gey是一等一的巧手男,点石成金变废为宝,而且会开车去附近农场亲自从鸡心取血,因为鸡血是他实验室里细胞培养液的重要成分之一。是的,那个时候,每个实验时都有自己的巫婆汤配方。一幅黑白照片上,穿着像护士的女实验员提着大个暖壶,沿着桌边往插着漏斗的培养液瓶里挨个倾倒分装,不得不说古意盎然。而标准化的商业培养液将要等到HeLa细胞能够被广泛培养之后才应运而生。另外让我大跌眼镜的是Gey频频往实验室里投进私人收入,以至于后来他作为实验管理员的妻子必须单独设立实验室的银行账号——我所不确定的是,这在当时莫非相当普遍?

每次看到几十年前的科研情况,总有非常原始的感受。而当时医疗状况,也往往如此。譬如宫颈癌的治疗,那时对放射线的伤害已经有了一定认识,研究者们不会再做出在衬衫口袋里放上一管铀的事情,但当日常见的放疗法依然是把装满铀的管子直接放入病人患处,几乎是现在难以想象的事情。而想想这样的事情不过是六十年前,又不能不生出许多感叹。

书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有关科学伦理。从纳粹时代的人体实验讲起,零碎提到许多让人胃部缩紧的故事,譬如曾经流行用监狱犯人做实验,有科研者给他们注射HeLa细胞,观察他们是否长出癌症。媒体对此广泛报道,犯人争先恐后表示“我当然害怕,但我曾对那个女孩做出可怕的不公之事,这只不过我应得的小小惩罚而已”,看得我更加不寒而栗。又如臭名昭著的黑人梅毒实验,以及召集精神病人进行“气脑造影术”(抽空病人大脑外部的脑脊液,注入空气后进行X-ray成像),无不耸人听闻,超乎想象。可是,与许多人想象的不同,Henrietta的案例却并不违规。事实上,直到现在,在正常医疗操作中取出病人的组织之后,是被保留起来还是被科研者用于研究,都无需得到病人的额外同意。在美国,每年有百万计的组织样品被取下,其中有许多是接受遗传病检查时的新生儿血样,在上学期的某节课上,曾有女教授对此表示不满:“我不知道他们以后会拿我儿子的血样做什么,他们甚至不用告诉我!”但她也不能不承认,这么多生物样品是一笔多么巨大的科研财富——呃,她是个遗传流行病学家。

知情同意书之外,又提到盈利与专利问题。Henrietta的儿子最为耿耿于怀的便是,母亲的细胞每年为生物医药制品公司创造巨额利润,而他们依然一贫如洗,无法支付医疗保险,只能靠基本的Medicaid修修补补。可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也并不对他们有利,虽然现在已经规定需要对实验对象告知潜在的商业价值(并不意味着价值一定要与病人同享),但当时并无这样的规定。细胞组织离体之后就与病人毫无关系,再也不属于其本人。

为了保护科研被试的权益,过去几十年间曾出现许多次反复拉锯的争论,在每一次争论中,一些科学家们总是反复以“会阻碍科学发展”为由进行反对,但每次法令通过之后,科研依然向前,地球照旧转动,而新一批成长起来的研究者自然从一开始就习惯并接受已有的法规,而那些不怎么光彩的往事,似乎就只出现在八卦的史学家笔下,而很少被埋头做研究的圈内人提起,真不知这样的遗忘是好还是坏。而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类似的争论还会在未来反复出现,而在乐观的心态下,我总相信科研与人权会相伴前行。

因为Henrietta是个黑人,种族问题几乎是无可争辩的核心。事实上,科学伦理的问题里,也有不少围绕着种族展开,譬如Henrietta子女对John Hopkins无比的仇恨与畏惧,John
Hopkins利用、甚至害死了他们的母亲深信不疑——在种族隔离的时代里,他们从小就听惯了坏医生晚上出来抓人做实验的故事,那是黑人父母用来吓唬孩子不要夜里外出的灵丹妙药。从来没有人跟Henrietta的子女们好好讲过他们母亲的细胞究竟被用来做过什么——白人科学家找上门来抽血,留下了是替他们做癌症筛查的错误印象,以至于在其后好几年间,他们一直等待着自己永不会到来的的检查报告。直到RebbecaHenrietta的小女儿Deborah认识很久之后,Deborah最深的恐惧仍然是“说,你是不是John
Hopkins派来的?”作为一家在种族隔离的时代里少有的能提供慈善医疗给黑人看病的医院,Hopkins竟然与黑人之间对立、矛盾、误解、仇恨如此之深,令人心中五味陈杂。

正如我听收音机时感受的那样,Henrietta的一家,就是我所想象中美国黑人城市贫民的缩影——子女众多,贫困、教育极其有限、没有正式工作、总是在监狱进进出出,甚至他们汇集黑人常见的各种疾病,从母亲时代的梅毒和宫颈癌,到现在的糖尿病、高血压、中风。但另一方面,他们热情、感情充沛、人际关系亲密——我曾经在底特律坐公车,那是在San
DiegoLADCAnn Arbor坐公车从未有过的经历,一车黑人,一路上谈笑风生。司机和每一个上车坐门口的人聊天问好,口气熟悉得宛如街坊邻居。当车挤的时候,拄拐杖抱小孩的一上车,大家七嘴八舌地出主意,让他们去宽敞的地方坐下。一个身材庞大的女人,一直吃着冰激凌,逗身边不认识的小女孩玩,如同祖孙俩。我因为没带手机,后座刚认识的黑人青年毫不犹豫地借给我用,两次。我本来听多了底特律治安如何可怕,对公车不是没有忌惮,但坐过之后只能嘲笑自己的无知和偏见。

往往是无知造成偏见,偏见进而生产出无缘无故的仇恨。对于Henrietta的子女,他们的仇恨,虽然并非无缘无故,却的确大多来自于误解,完全可以被知识与信息消释。可惜,那么多人获益于他们母亲的细胞,在它们被取出之后的三十年间,竟没有一人向他们提到这些细胞的存在,而当科学家们终于找来的时候,又取过血样就消失。当Deborah为了进一步了解母亲,前去实验室献血的时候,科学家送给她一本Medical
Genetics,告诉她那里有关于她母亲细胞的一切——只上到初中,而且因为耳聋而无法听清老师的Deborah,连看普通报纸文章都要查字典,如何能看得懂这样的专业教材?那个留下“癌症筛查”错觉的女研究者,实际是因为英语不好(她当时应该刚从台湾到美国),Henrietta一家又有浓重的南方口音,才造成了误解。在Rebecca采访她时,她表示对当时造成的错误非常抱歉,但又无比单纯地说“我觉得他们之所以这么受伤,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如此有名,对科学贡献如此之大。”我简直要跳起来:他们怎么会不知道?!正是因为他们知道,所以才受伤!其实我无意责备这些科学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心地善良的好人,对科研有着无以伦比的热情,只是久居实验室,过惯了与其他精英打交道的生活,使得他们根本无法想像Henrietta一家的感受,大约也从未想过要努力去照顾他们的感受。这些科学家无法想到,许多对于他们似乎是与生俱来,极其容易理解的东西,对其他的人,也许是天书——当一位科学家终于邀请Deborah和弟弟去实验室参观,并让他们在显微镜下观看他们母亲的细胞时,那个弟弟大惑不解地问他,我的母亲是黑人,这些细胞为什么不是黑色的呢?——它们是绿色的。

但实际上,这是整本书最让我感动的一段。在HeLa被取出、培养、研究五十年之后,Henrietta的子女终于第一次看到了母亲的细胞。“它们真美,”Deborah悄声说。而我几乎泪下。

总的来说,这是一本相当不错的书。我喜欢它翔实的内容,充满人情味的小故事,平实流畅的语言——当然可能稍显平淡。但因为涉及面太广,这本书给我一种面面俱到,但都点到为止的感觉,当然,不论是种族、人类被试权益保障,还是科学发展的本身,每一个话题都足以被扩展成一整本书,Rebecca无法同时兼顾广度与深度,也是情理之中。另外,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作者虽然在史实与细节上很下功夫,却很少有深刻的议论和见解,在她讨论许多重要历史时,似乎只是罗列资料,却没有下功夫挖掘,让人感觉很不过瘾。并非我不喜欢“安静地站在一边的作者”,但她的安静,似乎不是一种透彻的客观,而是一种思考的缺乏。当然以她的年龄与背景,我的要求是苛责了。

December 4, 2009

贴应制作文:序·Kluge: the Haphazard Construction of the Human Mind

by serenq
这就是感恩节假期里困扰我的任务——给一本神经科学的科普书中文版写序。放假前一天从学校图书馆借出此书英文版,三心二意地看完,说实话不推荐给神经专业的同学,因为你们大约会和我一样觉得太简化太肤浅;但是如果是非专业又有兴趣的人,我觉得倒也不妨一看——花上一个晚上顶多。中心思想是有趣的,细节是值得质疑和深入探询的……之所以贴出来装门面,是因为不知道下一次写这样的严肃文章是什么时候,当然作为松鼠来说,我觉得我大多数时候还是雀跃着领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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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和我一样,是个为了各种琐事而日夜奔忙的可怜人,你很可能也常常对自己的大脑愤恨不已——这个骄傲地占据了我们全身最高战略点、对其他各个器官颐指气使、并被号称是决定了我们作为“万物之灵长”的地位的家伙,经常漫不经心地辜负了我们殷切的期望,甚至在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候无耻地抛弃了我们。

       它的记忆毫不牢靠:当我们路遇多年不见的老友时,它让我们张口结舌地叫不出对方的名字,瞬间涨红了脸皮;当我们在一个手忙脚乱的清晨搜遍住处仍然找不到钱包之后,它依然自说自话地第十五次宣称昨天晚饭确实是我们付账,却完全无法确定钱包是否被遗留在饭店。它常常缺乏理性:虽然买椟还珠的故事已经代代相传了两千多年,我们依然会因为一盒绿豆糕包装精美而掏钱,全然忘记这与糕点口感味道并无必然联系;一件五百块的大衣打上五折会让我们欢喜异常,可是一辆十万元的轿车减价两百五十块却很少让任何人动容,而实际上,哪怕幼儿园小朋友也该知道,一小包糖果里的一颗水果糖并不比一大包糖果里的那一颗更加香甜。最让人气愤的是,它总是为我们制造麻烦:它让我们受挫后,最该奋起的时候身陷抑郁的深渊,连早晨起床上班都成为几乎不可完成的任务;它又让我们在每一个应该学习和工作的晚上不由自主地打开电脑,虽然它也明知道去开心网上同事小张的菜园里偷菜并不为我们创造任何切实的价值——事实上,就在我雄心勃勃地计划要利用这个不可多得的假期,为这本小书写序之后,我在过去的五小时里曾经把自己三个空空如也的电邮信箱、两个常去的论坛和五个平素跟踪的博客反复点开又关上达三十二次之多,而这篇序言,却依然只有开头寥寥的三行字。

        当我们被感觉欺骗,当我们屈服于短期的快乐而牺牲了长远的幸福,当我们的日常交流里充满了词不达意的误会和歧义,当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和另一个自己做着令人精疲力竭的斗争,当我们对这一切感到无能为力……你是否和我一样,经常小声地问自己:究竟为什么会这样?面对这个庞大、模糊而难以回答的问题,一个和我们一样在日常生活里常常对自己的大脑感到沮丧、气愤而又好奇的人,一个神经科学学家(是的,哪怕他是个神经科学学家,他的大脑也和我们的一样举止怪诞,出人意表),盖瑞•马库斯,写下了这本关于我们古怪大脑的小书,作为他对回答这个问题的尝试。

       在盖瑞的眼里,我们的大脑是一个无比奇妙的惊人器官,同时又是一团不可理喻的混乱系统。而这混乱,却恰恰源自把它打造得如此惊人的那只魔手,一个高产然而盲目,有效却又惫懒的机制——达尔文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自然选择下的物种进化。虽然有许多科学家认为,我们头脑中不尽人意的地方,都是为了在其他方面适应自然选择而不得不做出的牺牲;盖瑞却认为,我们大脑的这些问题,并不一定暗含进化上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只是折射出我们远古祖先的大脑构成,并反映了进化过程的本质。这种进化,和全能的、胸有成竹且一蹴而就的神创万物不同,甚至和我们平时有目的的、刻苦提高自己的个人进步不同,其中充满了偶然的随机事件、马虎凑合的解决方案、误入歧途的演化方向、以及数不胜数的不可逆转、只能修补的错误。而且,在这种进化的方式里,任何一个高等物种都是从低等物种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盖瑞提出,这种“进化的惯性”决定了物种在发展的同时,必须接受并保存相当部分来自历史的烙印;而被引入的新机制,必须和旧的机制一起工作,而不可能把它全然推翻,从头开始,把这个物种彻底打造一新。正是这样的进化过程决定了我们的大脑运转起来,不可能像那些工程师设计出来的计算机一样总是具有最优化的计算方案,能轻易就做出客观理智的判断,并且永远不被无法摆脱的负面情绪所困扰。

        在三百五十万年前的东非,当一个成人和一个孩子把他们的脚印并排印在火山尘埃之上时,他们不会料到自己的后裔将离开丛林,将人类的足迹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而他们颅骨之内那块灰白柔软的组织将在短短几百万年间增重两倍有余,一举使他们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在这一枚枚急剧增长的大脑内部,一些伟大的的变化开始发生:我们第一次超越了动物的直觉和本能,有了自我意识,开始掌握语言、数学和科技,学会了严密的逻辑推理……在我们史无前例的新大脑内部,开出了一朵又一朵绚烂的智慧之花。可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与此同时,那个旧的、属于丛林时代的、充满了相对简单而直接的反射行为的大脑,依然处在我们头颅深处,替我们打理日常生活,而且它的正常工作,依然是我们大脑赖以转动的基本。事实上,许多骄傲的人类所没有意识到的是,我们离远古的祖先和今日林稍上密被长毛的远亲,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遥远。且不说我们控制体温、心跳、呼吸的中枢神经系统几乎是从爬行动物那里全盘继承而来,哪怕是更加高级,更加“人类”的神经功能,也脱不开旧大脑的模式:我们的强大的记忆系统和小鼠相比,在基本储存机制上并无二致;掌管我们喜怒哀乐的情感中枢所使用的化学物质,往往也被其他哺乳动物的相似中枢所使用;至于我们不到临阵不磨枪的坏毛病,居然在猴子身上也可见到:科学实验表明,只有当猴子感到自己马上就要受到奖励时,它们的工作质量才会达到它们本应达到的高度,否则这些尖嘴猴腮的家伙消极怠工的嘴脸和我们如出一辙。盖瑞指出,我们那个靠直觉、只顾眼下、逻辑不清而反应迅速的旧大脑和爱分析、算计将来、理智而需要深思的新大脑,彼此依赖却又常起冲突。事实上,我们脑海里时时发生的天人交战,在很多时候是新旧大脑之间的争斗,是现代人类和丛林远祖的争斗,是一个层层蜕变到“理智而高贵”的自我和一个牢不可破的“原始而冲动”的自我之间的、永恒的争斗。而遗憾的是,我们往往在一个又一个需要作出决定的重要关头,身不由己地落入了旧大脑的陷阱,做出短视、不理智、有悖于我们智慧的行为。

        可是盖瑞的这本书,并不是一篇讨伐旧大脑的檄文。事实上,即便新大脑是好的,深刻理智的,那么旧大脑就一定是坏的,冲动任性的么?如果真是如此,为何它能在严酷的自然选择之中被保护下来?实际上,强大的直觉、迅速的判断、由于未来不可期而对当前利益的看重等等,是使得我们的丛林祖先在当年危机四伏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根本法宝。直到这些生存下来的祖先在一代又一代的进化选择中,发展出高度发达的新大脑,并靠它改天换地创造新世界,建立文明社会,乃至现代工业社会之后,我们旧大脑的功能才突然变得捉襟见肘,谬误重重。我们远祖有果子便吃,有豹子便逃,有配偶便做爱,怎会想到今天的人类需要担心肥胖与心脏病,会沉溺于网络游戏和赌博,制造出香烟与毒品,并且创造出阻止自己基因传播的避孕手段这样对于我们的祖先完全不可理喻的东西!人类高度发展的大脑导致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突飞猛进地变化,而并不完美、依赖自然选择的进化机制却仅能缓慢前行1。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新旧大脑之间的冲突,所反应的正是这一快一慢之间的不合拍。我们的烦恼,实际上来自于现代社会生活所要求我们达到的那个“自我”,我们自认为我们可以达到的那个“自我”,和我们新旧大脑共同作用下,我们实际所成为的那个“自我”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如果我们只能接受我们的旧大脑还在实施其强大影响力的事实,那我们是否只能对我们与生俱来的弱点逆来顺受呢?并非如此。我们的新大脑,既然能使得我们具有理智和逻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甚至看懂盖瑞的这本小书,已经足以证明我们通过努力——个体的和群体的努力,应该能让我们的新旧大脑达到更加协调与和谐的状态。事实上, 盖瑞也在最后一章里为我们指出了几条行之有效的方法。而了解新旧大脑的存在,理解我们在漫长进化里所改变和尚未改变的那些东西,以及这之中的“为什么”,大约正是我们能为积极改变自己做出的最好努力之一。